目的：通过脑转移瘤患者的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图像建立机器学习模型，鉴别脑转移瘤（brain metastases，BM）的原发病灶来源。方法：本研究数据取自2017年1月—2020年9月就诊于辽宁省肿瘤医院的肿瘤脑转移患者。由经验丰富的影像科医师对患者的脑转移瘤活性区进行手动勾画，通过计算机方法得到包含活性区和瘤周区域的4 mm环形区域，从对比增强T1加权成像（contrast-enhanced T1-weighted imaging，CE-T1WI）和T2加权成像（T2-weighted imaging，T2WI）序列中提取影像组学特征，合并序列后经过U检验、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算法、赤池信息量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进行三步法特征筛选，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作为鉴别模型分类性能的指标。结果：共纳入215例脑转移瘤患者，包括肺来源100例，乳腺来源50例，肠胃来源50例，其他来源15例。从两个序列中分别提取1 967个影像组学特征，成功构建3个影像组学模型，分别是鉴别脑转移瘤是否来自于肺癌病灶的RS_Lung模型，是否来自乳腺癌病灶的RS_Breast模型和是否来自胃肠癌病灶的RS_Gastrointestic模型，其训练集AUC分别为0.898、0.872和0.938，灵敏度分别为0.908、0.744和0.860，特异度分别为0.818、0.879和0.909。结论：本研究基于4 mm环形区域构建的影像组学模型在脑转移瘤来源的鉴别任务中取得了良好结果，有可能成为无创的术前新标志物，指导脑转移瘤患者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FAP）在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CAF）中的应用已引起核医学领域的广泛关注。FAP的高表达细胞存在于多数癌组织中，健康组织中很少表达，因此靶向FAP蛋白的核素探针有巨大的诊断和治疗潜力。与临床上广泛应用的 ¹⁸ F-FDG相比，聚集于FAP的示踪剂在许多适应证中显示出更好的靶本底比值（肿瘤背景比值）。与 ¹⁸ F-FDG不同，FAP靶向示踪剂的临床使用过程不需要复杂的准备工作，例如对患者的饮食限制，并且在治疗方法中提供了放射配体治疗的可能性。尽管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放射性标记抗体进行临床研究，但核医学中FAP靶向探针研发的突破性事件是2018年FAPI示踪剂的引入和临床应用。从那时起，靶向FAP示踪剂的开发和应用成为放射性制药和核医学界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制药公司的广泛关注。本文将针对FAP靶向放射性药物的开发和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rostate-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PSMA）最早在前列腺癌细胞中发现，是前列腺癌等 高表达PSMA肿瘤诊疗的重要靶点。多种显像和治疗核素标记的PSMA不同配体在前列腺癌诊疗一体化中显示出重要作用。 本文就靶向PSMA诊疗一体化的相关研究和临床应用进展进行述评。

核医学分子影像技术凭借其无创性和高灵敏度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等的诊断。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FAP）是一种Ⅱ型丝氨酸蛋白酶，其在90%的恶性实体瘤中高表达。目前以FAP为靶点，已经开发了多种FAP抑制剂（FAP inhibitor，FAPI），其中大多数都具有纳摩尔水平的FAP亲和力以及高FAP选择性，应用于肿瘤的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此外，FAP还在活化的成纤维细胞中高表达，有部分学者探究了FAPI PET/CT在非肿瘤疾病中的应用价值。本文将针对于FAP靶向分子影像探针以及在肿瘤疾病和非肿瘤疾病中的研究进展进行述评。

目的： 基于多参数序列探讨儿童脑干弥漫性高级别胶质瘤临床及影像学特征，以提高对该病的全面认识。方法： 回顾并分析2022年1月—2024年1月就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并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儿童脑干弥漫性高级别胶质瘤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结果： 共45例儿童脑干弥漫性高级别胶质瘤[男性19例，女性26例，年龄（6.48±2.34）岁]纳入本研究，其中4.4%（2/45）出现脑脊液播散，余脑干局限或附近浸润性生长。45例行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平扫+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平扫/增强扫描+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基础扫描，6例同时行CT灌注成像（CT perfusion imaging，CTP）扫描，8例同时行磁共振波谱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扫描，7例同时行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扫描，2例同时行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扫描。45例均内生性膨胀生长，其中36例双侧均匀膨胀生长，9例偏侧膨胀生长（7例生长过程中越过中线，2例单侧头尾端弥漫生长）；28.9%（13/45）局限脑桥生长，2.2%（1/45）局限延髓生长，68.9%（31/45）向头尾端（中脑/丘脑/延髓，21/31，67.7%）和向侧方（桥臂/小脑，10/31，32.3%）生长，26.7%（12/45）进展为外生性（其中11例包裹基底动脉，11/12，91.7%）。CT平扫序列显示脑干区域低密度增粗影，密度低于正常脑干（P<0.001）。CT灌注序列扫描显示83.3%（5/6）患者的肿瘤区域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CBF）降低（1例显示肿瘤中心区域明显低于平均水平），1例升高；双侧大脑半球灌注异常，达峰时间延迟，以侧脑室周围为主。MRI结构序列显示肿瘤实性成分T1加权成像（T1-weighted imaging，T1WI）8.9%（4/45）呈等信号、11.1%（5/45）呈低信号，80.0%呈混杂信号（36/45），T2-液体抑制反转恢复（fluid-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FLAIR）序列呈稍高-高信号，T1WI增强后模式呈多样性改变，6例不强化，余不同程度轻-中度强化，28.2%（11/39）表现为局部环形强化、38.5%（15/39）表现为局部结节状强化、10.3%（4/39）表现为斑片状强化、23.1%（9/39）表现为砂砾样强化、7.7%（3/39）表现为混合模式强化，部分T1WI增强不明显患者T2-FLAIR增强序列对比度更好。MRI功能序列中，MRS示Cho峰不同程度升高，NAA峰不同程度降低，1例出现Lac峰明显倒置；DTI扫描显示病灶区神经纤维束被肿瘤推移至周边，其中5例出现纤维束部分中断，1例仅出现纤维束受压推挤。SWI相位图上可见局部呈低信号，提示瘤内微出血。结论： 儿童脑干弥漫性高级别胶质瘤常规CT表现低密度脑干增粗，量化有助于早期发现，防止漏诊；生长发生以弥漫内生性脑桥发生为主，并多数沿神经纤维束方向浸润生长至其他脑区，推移或破坏附近纤维束；强化模式多样，多表现为局部散在轻-中度强化；内部可有囊变影像信号，可能与局部灌注降低坏死、微出血后吸收等原因有关。

本文综述了2024年中国肝病超声临床研究的最新进展，内容涵盖肝脏局灶性病变的精准诊断、肝细胞癌生物学特性预测、疗效与预后评估、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定量诊断以及介入超声治疗等多个领域。在肝肿瘤诊断方面，超声造影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拓展，其诊断效能显著提升。人工智能与多模态数据整合在肝癌生物学特性预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提高预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超声技术结合多模态模型在肝肿瘤疗效及预后评估中展现出显著优势。此外，超声脂肪定量技术在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诊断中取得重要突破，实现了从单中心到多中心验证的跨越。在肝脏介入超声研究中，不可逆电穿孔技术及人工智能辅助导航系统的应用显著提升了介入治疗的精准性和安全性。总体而言，2024年中国在肝病超声研究领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及多模态数据整合的应用，显著提升了肝病诊断与治疗评估的准确度和效率。研究在多中心验证和精准医学方向取得显著进展，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策略。

目的：放射配体治疗（radioligand therapy，RLT）是一种结合靶向治疗和辐射细胞杀伤能力的新兴疗法。本文探讨了 ¹⁷⁷ Lu-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FAP）-2286 RLT在晚期肺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通过临床试验和患者结果分析，全面评估该疗法的治疗潜力，旨在改善晚期肺癌患者的预后。方法：本研究纳入了2022年9月—2024年4月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 ¹⁷⁷ Lu-FAP-2286 RLT治疗的晚期肺癌患者。所有患者在治疗前进行了 ⁶⁸ Ga-FAP-2286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并显示病灶内FAP高表达。每个治疗周期的 ¹⁷⁷ Lu-FAP-2286剂量约为200 mCi（7.4 GBq），通过静脉输注于4 h内完成，治疗间隔为8~12周，总治疗次数为4~6周期。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包括实验室检查、不良事件记录、与实体瘤临床疗效评价标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RECIST）1.1和基于PET/CT的实体瘤PET疗效评价标准（PET response criteria in solid tumor，PERCIST）1.0标准评估。数据分析使用SPSS 26.0进行，正态性检验后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治疗前后的差异。结果：纳入的10例患者中（8例男性和2例女性，年龄范围为53~73岁），治疗周期分布为1例接受6个周期，3例接受4个周期，1例接受3个周期，4例接受2个周期，1例仅接受1个周期。中位随访时间为13个月。治疗显示， ¹⁷⁷ Lu-FAP-2286具有良好的耐受性，主要不良反应为疲劳和腹胀，无严重血液系统毒性和肝肾功能损伤。疗效评估显示，PR率为30.0%，SD率为50.0%，进展性疾病（progressive disease，PD）率为20.0%。总体缓解率为30.0%，疾病控制率为80.0%。根据改良的PERCIST 1.0标准，PR率为30.0%，SD率为50.0%，PD率为20.0%。结论： ¹⁷⁷ Lu-FAP-2286 RLT在晚期肺癌患者中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显著的疗效，具有较高的疾病控制率和总体缓解率。虽然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但结果支持了 ¹⁷⁷ Lu-FAP-2286 RLT作为一种有效治疗晚期肺癌的新策略。未来需要更大规模和长期随访的研究来进一步验证其疗效和安全性。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中国超声心动图学会组织专家编写了《无创性影像学技术评估肿瘤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的临床应用指南（2023版）》，指南指出肿瘤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cancer therapy-related cardiovascular toxicity，CTR-CVT）已成为肿瘤幸存者主要的死亡威胁之一，而无创影像学检查在CTR-CVT的临床风险分层、早期诊治、监测和随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针对该指南中提出的常见CTR-CVT的无创性影像学检查方法和监测策略进行解读，为CTR-CVT的临床管理工作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指导。

目的：探究联合临床危险因素、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影像组学特征构建的多种影像组学模型预测直肠癌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状态的价值。方法：纳入2020年12月—2023年11月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49例直肠癌患者，其中34例为MSI，115例为微卫星稳定（microsatellite stability，MSS）。基于MRI检查的多序列图像勾画感兴趣区，提取组学特征降维筛选出最佳特征，然后使用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LR）、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K最近邻（k-nearest neighbor，KNN），朴素贝叶斯（naive Bayes tree，NBT）5种不同的机器学习算法将最优组学特征用于构建不同的影像组学模型，并绘制出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不同模型的诊断效能。结果：RF模型表现最稳定，且基于临床独立危险因素及影像组学构建的临床-影像组学联合模型列线图展现出对直肠癌MSI较高的诊断效能，训练组和验证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分别为0.923、0.914，评估直肠癌MSI效果最为显著。结论：结合不同机器学习算法，由临床危险因素和多参数MRI影像组学特征构建的临床-影像组学列线图可以有效地预测术前直肠癌MSI状态。

目的：分析比较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ultrasound-guided fine-needle aspiration biopsy，US-FNAB）及两者联合应用对甲状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Thyroid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TI-RADS）4类结节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并分析2019年2月—2023年11月于唐山中心医院及唐山市工人医院有明确病理学检查结果的甲状腺TI-RADS 4类结节患者，以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金标准，计算CEUS、US-FNAB及两者联合应用的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对比其诊断效能。结果：在75例甲状腺TI-RADS 4类结节的良恶性鉴别诊断中，CEUS的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0.7%、70.6%、70.6%、74.4%、66.7%；US-FNAB的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5.6%、79.4%、77.3%、81.6%、73.0%；两者联合应用的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7.6%、58.8%、80.0%、74.1%、95.2%。CEUS、US-FNAB及两者联合的假阳性率分别为29.3%、24.4%、2.4%；CEUS、US-FNAB及两者联合的假阴性率分别为29.4%、20.6%、41.2%。通过绘制ROC曲线得出，CEUS、US-FNAB及两者联合应用诊断的AUC分别为0.707、0.775、0.782。结论：CEUS及US-FNAB对甲状腺TI-RADS 4类结节良恶性的鉴别诊断均有一定价值，两者联合时可提高其诊断价值，临床中难以区分良恶性时，可将两者联合应用。

目的：探讨基于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DL）网络，在体外模型中建立高频超声（high-frequency ultrasound，HFUS）-病理图像融合配准方法并构建病理组织成分模型的可行性及预测价值。方法：制备包含4种不同生物组织和定位颗粒的60个体外仿肿瘤模型，在物理匹配下获取同一切面的HFUS图像和全视野切片图像（wide slide image，WSI）。对图像进行质量控制和筛选，在WSI中沿组织边缘手动勾画出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ROI）并转移至HFUS图像上。以原始图像及对应ROI为数据集，按照13∶1∶1分为训练集（n=462）、验证集（n=34）和测试集（n=38）。通过迁移学习DeepLabV3、FCN-50和MobileNetV3网络构建DL模型，并输出自动分割图像，最终采用像素准确度（pixel accuracy，PA）、精确度、灵敏度和F1-score指标量化和比较训练集和测试集中各模型预测效能。结果：基于DeepLabV3、FCN-50和MobileNetV3网络的DL模型自动分割测试集中不同组织成分的准确度和相似度均较高，其中MobileNetV3模型效能最优，其PA为91.4%、F1-score为87.1%。不同网络模型效能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模型预测体外不同组织成分的效能差异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肝脏组织效果最佳。结论：本研究构建的超声-病理融合模型能够有效地识别超声图像中体外组织成分，为进一步临床应用提供方法学依据。

目的： 探讨利用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评分法对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BI-RADS）4类再调整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并分析2021年5月—2024年4月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及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经术后病理学检查或穿刺活检确诊的乳腺结节患者资料。所有结节均经常规超声检查并提示为BI-RADS 4类，所有结节均进行CEUS检查并赋值评分，根据评分结果再调整BI-RADS分类，比较调整前后的诊断效能。另将乳腺结节按最大径分为3组，评估不同大小结节CEUS赋值评分后的诊断效能。结果： 共纳入105例患者，共计109个结节，其中良性结节59个，恶性结节50个。BI-RADS 4b及以上考虑为恶性，结合CEUS评分法后诊断的灵敏度和准确度（94.00%和92.66%）明显高于常规超声（52.00%和75.23%，P<0.05），调整后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95，明显高于常规超声（0.76）。结合CEUS评分法后3组不同大小乳腺结节诊断的灵敏度均有显著提高（P<0.05），诊断的准确度均提高至90%以上，尤其是≥2 cm组结节诊断准确度提高最明显（65.38% vs 96.15%，P<0.05）。结论： CEUS评分法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有助于BI-RADS 4类结节的再调整，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价值。

在过去的2023年中，高频超声技术在皮肤疾病领域的应用又获得了长足发展，不仅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沿成果，也在临床一线应用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在皮肤疾病的诊断、治疗前后评估、人工智能诊断、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以及新型肿瘤治疗方法等领域，高频超声技术为皮肤科医师提供了更多维度和更高精度的临床诊疗信息和干预手段。本文对2023年皮肤超声技术的研究热点和最新进展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总结。

在当今医学领域中，肿瘤发病率日益上升，而肿瘤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cancer therapy-related cardiovascular toxicity，CTR-CVT）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议题，其对患者预后影响重大。随着肿瘤治疗手段的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诸如化疗、放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等，在为患者带来抗肿瘤希望的同时，也埋下了心血管毒性的隐患，影响治疗成效与患者的生存质量。鉴于此，对CTR-CVT进行准确且全面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临床、心电图、影像、生物标志物等多维度评估心血管毒性，旨在为临床提供精准、实用的评估策略，以平衡肿瘤治疗效果与心脏安全性，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和优化长期结局，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多模态超声检查预测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carcinoma of the thyroid，PTC）患者发生颈部中央区淋巴结转移的价值。方法：选取2022年3月—2024年2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经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的PTC患者，术前均进行常规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shear wave elastography，SWE）及超微血管成像（superb microvascular imaging，SMI）检查。常规超声评估甲状腺病灶大小、位置、形态、内部实质回声、微钙化、纵横比以及甲状腺被膜连续性，SWE模式下测量甲状腺病灶杨氏模量平均值（E_mean），SMI模式下测量病灶血管指数（vascular index，VI），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TC发生颈部中央区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结果：纳入的110例PTC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确诊伴中央区淋巴结转移52例（转移组），不伴中央区淋巴结转移58例（非转移组），两组患者年龄、甲状腺病灶最大径、形态、内部实质回声、微钙化、被膜连续性、E_mean及VI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病灶最大径、实质回声不均匀及E_mean是PTC发生颈部中央区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多模态超声检查对PTC预测颈部中央区淋巴结转移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目的：探索不同SOX基因家族转录因子表达状态对乳腺癌微钙化超声特征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1月—2023年10月邢台市中心医院收治的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乳腺癌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从患者病灶处获得乳腺癌组织及距离癌组织≥5 cm的癌旁正常组织，并将所取组织立即保存于-196 ℃的液氮中待后续研究使用。术前行超声检查，包括常规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和超声造影等，术后行病理组织学检测SOX4表达，分析超声学微钙化与SOX4蛋白表达的关系。结果：215例患者乳腺癌组织SOX4高表达比例为86.05%，明显高于癌旁组织的48.84%（χ²=67.783，P=0.000）。乳腺癌微钙化与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等临床病理学特征关系密切相关（P<0.05）。乳腺癌SOX4高表达与微钙化、Alder血流分级、周围放射状增强和硬环征等密切关联（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微钙化（OR=1.839，95% CI 1.538~2.198）、周围放射状增强（OR=1.795，95% CI 1.089~2.959）和硬环征（OR=1.496，95% CI 1.007~2.223）是乳腺癌SOX4高表达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SOX4在乳腺癌发生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超声影像中微钙化指征与肿瘤分化程度和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且微钙化是SOX4高表达的危险因素，临床可应用微钙化指标预测SOX4转录因子表达情况，有望为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制订提供帮助。

目的： 比较¹⁸F-氟代脱氧葡萄糖（fluorodeoxyglucose，FDG）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⁶⁸Ga-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抑制剂（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inhibitor，FAPI）PET/CT在不同类型淋巴瘤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并分析2020年11月—2022年10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于1周内行¹⁸F-FDG和⁶⁸Ga-FAPI PET/CT的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病理学及影像学资料，比较两种显像剂对病灶的检出率，同时比较两组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 uptake value，SUV_max）、肿瘤与肌肉本底比值（target-to-background ratio，TBR）及肿瘤与肝脏本底比值（target-to-liver ratio，TLR）的差异。结果： 纳入28例经病理学检查确诊的淋巴瘤患者，共计197个淋巴瘤病灶（其中淋巴结病灶167个、结外病灶30个），¹⁸F-FDG PET/CT检出191个病灶（其中淋巴结病灶161个、结外病灶30个），而⁶⁸Ga-FAPI PET/CT检出病灶98个（其中淋巴结病灶74个、结外病灶24个），¹⁸F-FDG PET/CT的病灶检出率明显高于⁶⁸Ga-FAPI PET/CT；但对于胃肠道浸润，¹⁸F-FDG PET/CT具有更高的假阳性。所有淋巴瘤患者SUV_max-FDG>SUV_max-FAPI，TBR-FDG>TBR-FAP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4.4 vs 6.5，13.3 vs 3.4，P<0.05）。但其中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HL）的¹⁸F-FDG PET/CT和⁶⁸Ga-FAPI PET/CT的SUV_max及TBR为12.3 vs 6.5及11.6 vs 5.1（均P>0.05）；惰性淋巴瘤的SUV_max及TBR为10.2 vs 10.9及21.4 vs 5.1（均P>0.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所有淋巴瘤患者两种检查的TLR差异均未见明显统计学意义（5.2 vs 5.2，P>0.05）。结论： ¹⁸F-FDG PET/CT对淋巴瘤的诊断价值优于⁶⁸Ga-FAPI PET/CT，但是对于HL及惰性淋巴瘤，两者间代谢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¹⁸F-FDG PET/CT的优势不明显；⁶⁸Ga-FAPI PET/CT对于胃肠道浸润具有更高的诊断准确度。

乳腺癌在分子水平上呈现高度异质性，乳腺癌分子分型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和患者预后评估至关重要。超声技术作为无创、便捷的诊断方法在乳腺癌筛查和诊断中具有重要地位。目前，常规二维超声、彩色多普勒超声、弹性成像以及超声造影等技术已显示出在乳腺癌分子分型诊断中的应用潜力。通过分析肿块的形态、边界特性、血流信号、组织硬度及微血管分布等超声特征，结合人工智能模型，有望提高乳腺癌分子亚型的无创、精准的诊断能力。本文就超声技术在判断乳腺癌分子分型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超声造影在Xp11.2易位/TFE3基因融合相关性肾癌（简称为Xp11.2易位性肾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并选取2021年1月—2023年5月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Xp11.2易位性肾癌的患者作为XP组，另选取同期透明细胞肾细胞癌（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ccRCC）作为ccRCC组，两组患者均行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检查，比较两组超声表现，并分析超声造影在Xp11.2易位性肾癌中的诊断价值。结果：纳入XP组患者28例，ccRCC组40例，XP组年龄小于ccRCC组，男性占比低于ccRCC组（χ²=5.419；χ²=7.502，P<0.05）；常规超声显示，XP组和ccRCC组在边界、钙化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超声造影显示，XP组和ccRCC组在灌注方式、峰值增强模式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XP组达峰时间（time to peak，TTP）、开始消退时间（begin to fade，BTF）短于ccRCC组（P<0.05）。两组到达时间（arrival time，A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二元logistic分析，钙化、峰值低强化或等强化增强、慢进灌注方式、TTP降低、BTF降低均为影响超声造影诊断Xp11.2易位性肾癌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显示，钙化、灌注方式、峰值增强模式、TTP联合BTF诊断Xp11.2易位性肾癌的AUC为0.913，高于钙化的0.677、灌注方式的0.636、峰值增强模式的0.748、TTP的0.773、BTF的0.744（Z=4.507，Z=5.212，Z=3.674，Z=2.783；Z=3.008，P<0.05）。结论：超声造影定量参数对Xp11.2易位性肾癌具有较好的鉴别诊断效果及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常规超声联合病理学特征的列线图评分模型对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阳性乳腺癌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后病理学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并分析2022年1月—2023年8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超声引导下粗针穿刺活检诊断为HER2阳性且接受8个周期NAC的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NAC后均行病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并获得大体病理学检查结果，根据Miller-Payne分级，将患者分为病理学完全缓解（pCR）组与非病理学完全缓解（non-pCR）组。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检验分析两组患者临床病理学资料、超声影像学特征的差异。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HER2阳性乳腺癌pCR的独立预测因素，并建立列线图可视化相关因素对pCR的预测效能。结果：共纳入103例患者，其中pCR组51例，non-pCR组52例。两组单因素分析示：临床病理学特征中肿块分子分型（χ²=12.266，P<0.001）和超声特征中每两个周期NAC后同一病灶最长径变化率ΔD₂、ΔD₄、ΔD₆、ΔD₈（t=-2.760，P=0.007；t=-2.557，P=0.012；t=-4.006，P<0.001；t=-2.872，P=0.005）与体积变化率ΔV₂、ΔV₄、ΔV₆、ΔV₈（t=-4.167，P<0.001；Z=-3.443，P<0.001；Z=-4.518，P<0.001；Z=-3.708，P<0.001）以及第4个周期肿块血流阻力指数（resistance index，RI）、第6个周期肿块RI、第8个周期肿块RI在两组患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08，P=0.035；Z=-2.386，P=0.017；Z=-3.708，P<0.001）。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示：肿块分子分型（OR=0.15，95% CI 0.03~0.64，P=0.005）及第2周期NAC后肿块体积变化率ΔV₂（OR=121.47，95% CI 4.25~3 468.72，P=0.010）为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NAC后pCR的独立预测因素（P<0.05）。联合两者构建列线图模型，该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82（95% CI 0.74~0.91），灵敏度为85%，特异度为75%。校准图及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均显示其在临床评估方面有良好的应用价值。结论：超声联合病理学特征列线图评分模型对HER2阳性乳腺癌NAC后pCR有良好的预测价值，有助于HER2阳性乳腺癌NAC后续治疗方案的临床决策。

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是一种侵袭性强、患者预后较差的肝脏恶性肿瘤，早期诊断对改善患者生存至关重要。常规超声对其诊断价值有限，临床上主要依赖对比增强计算机体层成像（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CECT）或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CEMRI）进行诊断。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作为一种实时、无创、简便的影像学技术，在肝脏局灶性病变（focal liver lesion，FLL）的诊断中展现出重要价值。本文系统性回顾CEUS在ICC诊断中的应用现状，重点梳理其发展历程中的争议与最新进展。由于ICC与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在CEUS表现上存在重叠特征，CEUS的诊断能力曾受到质疑，一度被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AASLD）从HCC诊断工具中移除。此后，学术界围绕CEUS在ICC与HCC鉴别诊断中的价值展开了广泛讨论。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通过优化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LI-RADS）标准、结合动态定量分析以及影像组学和人工智能技术，CEUS在ICC诊断中的准确度和特异度显著提升。随着更多高质量研究的开展，CEUS有望在ICC的早期诊断、分型及疗效监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目的： 通过光谱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图像评估乳腺癌骨转移病灶的大小和内部变化，探讨这些多参数对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的预测价值，克服常规CT和现有标准在骨转移灶评估中的局限性。方法： 回顾并分析2019年6月—2022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乳腺癌伴骨转移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两次光谱CT增强检查，并在静脉期图像上记录骨转移灶的大小指标：长径、短径、长短径之和、感兴趣区面积；骨转移灶内部指标：常规图像（骨窗）CT值（CT value，CTv）、单能级图像CT值（CT_{40 keV}、CT_{80 keV}、CT_{120 keV}）、钙抑制（calcium-suppressed，CaSupp）图像CT值（CT_CaSupp30、CT_CaSupp50、CT_CaSupp70、CT_CaSupp90）。对患者所有测量的骨转移目标病灶的每项指标分别求和，然后计算每项指标的变化率和月变化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合逐步回归法，确定PFS的独立风险因素。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模型构建，采用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评估其预测性能。采用DeLong检验比较AUC。采用X-tile方法确定阈值，以阈值为界分为高、低风险组。Kaplan-Meier（KM）生存曲线和log-rank检验分析组间预后差异。结果： 共纳入30例乳腺癌伴骨转移患者，患者骨转移灶的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和CT_CaSupp70月变化率是乳腺癌骨转移患者PFS的有效预测指标。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0.39%和CT_CaSupp70月变化率>-9.75%的患者PFS显著延长。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模型、CT_CaSupp70月变化率模型、联合模型（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CT_CaSupp70月变化率）和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MDA）骨转移疗效评估标准（简称“MDA标准”）预测1年PFS的AUC分别为0.751、0.702、0.827、0.600。联合模型的预测性能显著优于MDA标准（P=0.003）。高风险组在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模型、CT_CaSupp70月变化率模型以及联合模型中的PFS显著低于低风险组（P<0.05）。相比之下，MDA标准在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之间的PFS生存曲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1）。结论： 骨转移灶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和CT_CaSupp70月变化率是乳腺癌骨转移患者预后的有效预测指标，联合应用能提高预测性能。

目的： 比较声触诊弹性成像（sound touch elastography，STE）和应变弹性成像（strain elastography，SE）定性及定量参数对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BI-RADS）4类乳腺病灶良恶性的鉴别诊断价值，并探讨其参数与BI-RADS 4类乳腺恶性病灶中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表达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22年11月—2023年9月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检查且诊断为BI-RADS 4类乳腺病灶患者的临床病理学资料，获取STE与SE定量、定性参数[STE弹性最大值（E_max）、STE定性评分值、SE应变比（strain ratio，SR）及SE定性评分值]，比较两种超声弹性技术参数鉴别BI-RADS 4类乳腺病灶良恶性的价值以及与BI-RADS 4类乳腺恶性病灶HER2表达的相关性。结果： 共纳入106例患者，共106个病灶。BI-RADS 4类乳腺良性与恶性病灶的E_max、STE评分、SR和SE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病理学检查结果相比较，E_max、STE评分、SR、SE评分根据截断值诊断BI-RADS 4类乳腺病灶良恶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_max、STE评分、SR的诊断效能与“金标准”相比一致性一般（Kappa=0.436，0.420，0.502），SE评分的诊断效能与“金标准”相比一致性较强（Kappa=0.626），SE评分（AUC=0.883）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均高于E_max（AUC=0.743）、STE评分（AUC=0.756）、SR（AUC=0.783）诊断，具有最大的诊断效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BI-RADS 4类乳腺恶性病灶中，E_max与SE评分在HER2阳性表达与阴性表达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_max、SE评分与HER2阳性表达呈正相关（r=0.458、0.356）。E_max与SE评分诊断HER2阳性表达的最佳截断值为123.75 kPa和4分，灵敏度为81.2%和62.5%，特异度为60.5%和68.4%，AUC为0.766和0.689。结论： STE与SE技术在应用于鉴别BI-RADS 4类乳腺病灶时，SE评分的诊断效能较高；E_max、SE评分与HER2阳性表达均呈正相关，E_max与SE评分鉴别BI-RADS 4类乳腺恶性病灶HER2阳性表达具有重要价值。

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targeted radionuclide therapy，TRT）指通过各种手段使放射性药物在肿瘤组织内聚集的治疗方式。基于治疗方式的不同，TRT可分为化学/生物靶向内照射治疗与物理靶向内照射治疗。TRT一般指全身给药的化学/生物靶向核素治疗。随着核医学诊断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精准医学的推进，临床上已将分子影像与物理靶向核素治疗相结合，形成诊疗一体化的物理靶向核素治疗。本文以目前临床常见和新兴的物理靶向核素治疗为例，介绍诊疗一体化在物理靶向核素治疗中的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日益增加，为患者带来了显著的生存获益。然而，ICI引起致命性的心肌炎成为临床中的新挑战。影像学检查由于其无创和低风险的特性，在评估ICI相关心肌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围绕影像学检查在ICI相关心肌炎评估中的进展进行述评。

恶性肿瘤患者在接受治疗如放射治疗、化学治疗期间，会引起治疗相关心脏毒性，通常难以早期识别和诊断。核医学分子影像可直接在细胞或分子层面揭示其病理生理学过程，实现对恶性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的可视化评估。本文从心肌代谢、炎症、神经损伤、纤维化等层面，对核医学分子影像在恶性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诊断中的价值进行述评，旨在进一步了解其演变过程并提高早期诊断能力。

目的： 应用超声血流向量成像（vector flow mapping，VFM）技术及二维斑点追踪分层应变技术（layer-specific two-dimensional speckle tracking imaging，LS2D-STI）评估乳腺癌患者蒽环类药物化疗后左心室功能损伤。方法： 回顾并分析2017年1月—2017年6月就诊于四川省人民医院接受TEC方案（多西他赛75 mg/m²、表柔比星90 mg/m²、环磷酰胺500 mg/m²）化疗乳腺癌患者的常规心脏超声参数、VFM和LS2D-STI参数。采用自身对照设计，于化疗前及每次化疗后48 h内对患者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共7次，分别记为T0、T1、T2、T3、T4、T5、T6），收集常规超声心动图参数；左心室心肌应变参数：左心室心内膜下心肌整体纵向应变（endocardial myocardial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endo）、中层心肌整体纵向应变（mid-myocardial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mid）、心外膜下心肌整体纵向应变（epicardial myocardial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epi）；左心室整体能量损耗（energy loss，EL），包括舒张早期能量损耗（early diastolic energy loss，EDC_EL）、舒张晚期能量损耗（late diastolic energy loss，LDC_EL）、等容舒张期能量损耗（isovolumic contraction energy loss，IVC_EL）、快速射血期能量损耗（rapid ejection period energy loss，REP_EL）和左心室整体循环强度（circulation，CIR），包括舒张早期循环强度（early diastolic circulation，EDC_CIR）、舒张晚期能量损耗（late diastolic circulation，LDC_CIR）、等容舒张期循环强度（isovolumic contraction circulation，IVC_CIR）、快速射血期循环强度（rapid ejection period circulation，REP_CIR）的数据，进行自身对照相关参数分析。结果： ① 随化疗次数增加，T1~T6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较T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二尖瓣口舒张早期峰值血流速度/二尖瓣环舒张早期峰值速度（E/e’）从T1开始逐渐升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0：5.64；T6：8.76，P<0.05）；② GLSendo、GLSmid、GLSepi在各时间点较T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T6时的应变较基线均有所降低。③ 各时相EL整体呈下降趋势，CIR呈上升趋势，其中，T2~T6的LDC_EL显著低于T0，而T2、T4、T6的LDC_CIR高于T0；EDC_EL、IVC_EL在T5、T6显著降低，REP_EL在T5、T6显著低于基线（P<0.05）。LDC时相指标变化早于其他时相。EL、CIR变化晚于E/e’。结论： 超声VFM及LS2D-STI有助于蒽环类化疗乳腺癌患者心脏毒性的全面评估，其中E/e’结合EL和CIR对于评估左心室舒张功能变化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临床价值。

目的： 表柔比星（epirubicin，Epb）是治疗恶性肿瘤的有效药物，但具有心脏毒性。本研究旨在应用斑点追踪成像技术评估黄芪甲苷（astragaloside Ⅳ，AS-Ⅳ）对Epb诱导大鼠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方法： 将32只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Epb模型组、低剂量AS-Ⅳ组和高剂量AS-Ⅳ组，每组8只。所有大鼠于治疗前及治疗后2周、4周、6周行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TTE）监测，获取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及左心室整体纵向应变（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参数。于第6周处死大鼠，取血清检测CK-MB、LDH及IL-17，心脏取材行Masson染色。结果： 组别主效应、时间主效应及两者交互效应对LVEF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别主效应、时间主效应对GLS值的影响均具有高度显著性[F组别（3，21）=11.014 2，P<0.000 1，F时间（3，21）=7.215 4，P=0.001 7]，两者交互效应接近显著[F交互（9，63）=1.876 1，P=0.072 0]；各组大鼠血清学指标CK-MB、LD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L-17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pb模型组IL-17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低剂量及高剂量AS-Ⅳ组IL-17水平相仿，较Epb模型组显著降低（P<0.05）；各组心脏重量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纤维化面积百分比具有显著组间差异，纤维化程度由轻到重依次为正常对照组、高剂量治疗组、低剂量治疗组及Epb模型组（P<0.000 1）。结论： AS-Ⅳ可能通过抑制炎症减轻心肌纤维化，改善Epb相关的心肌损伤。GLS能较LVEF更为敏感准确地识别亚临床心肌损伤。

目的：探讨基于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ticipan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pMRI）的影像组学模型对前列腺癌Gleason分级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并分析2020年11月—2023年8月在马鞍山市人民医院行前列腺MRI检查且经穿刺活检或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为前列腺癌的患者资料。提取mpMRI图像数据，包括T2加权成像（T2-weighted imaging，T2WI）、小视野弥散加权成像（zoomed imaging technique with parallel transmission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ZOOMit DWI）、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初步筛选组学特征，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算法及10折交叉验证进一步筛选，采用logistic回归构建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判断模型的诊断效能，使用DeLong检验比较模型间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结果：共纳入176例患者，包括低级别组72例（Gleason评分≤3+4），高级别组104例（Gleason 评分≥4+3），按7∶3随机分成训练集（n=141）和测试集（n=35）。应用多种分类器对多参数模型进行构建，结果显示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在测试集中AUC为0.891，训练集中AUC为0.905。轻量级梯度提升机（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LightGBM）在训练集中AUC最高，为0.931；但其在测试集中表现欠佳，AUC为0.808。多层感知机（multilayer perceptron，MLP）在测试集和训练集中AUC可分别达到0.883、0.855，整体弱于SVM；可见LightGBM和MLP模型稳定性相较于SVM来说略差。另外K紧邻（k-nearest neighbor，KNN）、极度随机树（extra trees，ET）、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极度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XGBoost）这4种方法的整体效能也都不如SVM，且部分存在过拟合。综合而言，在前列腺癌Gleason分级方面，SVM模型无论测试集还是训练集AUC均较高，其稳定性以及模型分级能力更好。结论：基于mpMRI构建多模态影像组学模型在前列腺癌Gleason分级中有较大的临床应用价值，其中以SVM模型为最佳。

目的： 探索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ametr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pMRI）影像组学结合机器学习模型预测乳腺癌前哨淋巴结（sentinel lymph node，SLN）转移的潜在价值。方法： 回顾并分析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乳腺癌患者影像学及临床资料，并按7∶3分为训练组和验证组。基于T2加权成像（T2-weighted imaging，T2WI）、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动态对比增强MRI（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DCE-MRI）第2期，提取肿瘤整体感兴趣区（ROI_Whole）以及亚区（ROI_Sub）的影像组学特征，结合临床、病理学及影像学特征，构建多个机器学习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决策曲线分析法（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及校准曲线评价不同机器学习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 纳入193例乳腺癌患者，其中80例为SLN转移阳性，113例为SLN转移阴性，对患者的临床、影像学及病理学资料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筛选出与乳腺癌SLN转移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最后分析得出，瘤周水肿和淋巴管血管侵犯（lymphovascular invasion，LVI）在SLN阳性组与阴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LVI为独立预测因子（P<0.05）。采用T2WI、ADC、ROI-Whole、ROI-Sub影像组学特征及LVI构建的多层感知机（multi-layer perceptron，MLP）模型效能最佳，在训练集中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947，在验证集中AUC为0.932。结论： 基于乳腺mpMRI的影像组学模型在术前能够有效预测乳腺癌SLN转移。

T1 mapping技术是一种定量磁共振成像技术，随着该技术的发展，实现T1 mapping技术的方法不断更新，从传统的T1 mapping技术到一次扫描即可获得多个参数的合成磁共振成像，每种方法也各有其优缺点。目前，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头颈、胸部、乳腺、肝脏、宫颈及直肠等部位肿瘤性病变的研究中。本文主要就T1 mapping技术在各系统肿瘤性病变的诊断、鉴别诊断及预后评估等方面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是肝脏第二大原发恶性肿瘤，占10%~20%，其早期诊断困难，预后较差。ICC的隐匿性临床表现和影像学异质性导致多数患者确诊时已进展至晚期，错失手术根治机会。传统影像学如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虽在检出病灶和评估转移方面具有优势，但仍存在局限性。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凭借实时动态观察、无辐射、高时空分辨率和可重复性等特性，成为ICC诊断的有效影像学方法。ICC在CEUS中典型表现为动脉相环状高增强（arterial phase hyperenhancement，APHE）或非环状APHE，随后门脉相早期消退（60 s内）及延迟相显著低增强（“黑洞征”）。相比之下，HCC多表现为非环状APHE伴门脉相等增强和延迟相轻度消退，两者消退时间与程度的差异成为鉴别关键。2017版CEUS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LI-RADS）将具备环状APHE、早期消退或显著消退特征的病灶归类为LR-M（提示非HCC恶性肿瘤），有效降低了ICC误诊为HCC的风险。此外，新型库普弗细胞特异性造影剂全氟丁烷（Perfluorobutane）的应用显著延长了造影时间，其库普弗相低增强特征对ICC的灵敏度高达100.0%，为肝硬化背景下的病灶检出提供了新的手段。CEUS与CT/MRI在ICC诊断中呈现互补性，多模态联合可提升诊断准确度，为疑难患者提供可靠方案。当前CEUS LI-RADS标准仍需解决LR-M分类中HCC与ICC的精准区分问题，尤其是在不同肝病背景（如肝硬化与非肝硬化）和肿瘤大小下的诊断阈值调整。全氟丁烷库普弗相的临床应用潜力需更大样本验证，其消退时间与肝背景的相关性亦待探索。

目的： 评估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LI-RADS）分类中的LR-M标准鉴别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与低分化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诊断效能。方法： 回顾并分析2019年1月—2023年12月经病理学检查确诊的ICC患者和低分化HCC患者，所有患者均在治疗前接受了CEUS检查。对比两组患者的常规超声特征、CEUS特征及CEUS LI-RADS分类。根据病灶最大直径分为≤5 cm、5~10 cm及>10 cm 3个亚组，进行CEUS LI-RADS中LR-M类别诊断效能的亚组分析。CEUS LI-RADS类别根据2017版CEUS LI-RADS进行分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LR-M的诊断性能。结果： 共纳入50例ICC和50例低分化HCC患者。24例（48.0%）ICC患者和10例（20.0%）低分化HCC患者病灶位于左肝（P=0.003）。23例（46.0%）ICC患者和1例（2.0%）低分化HCC患者出现胆管扩张或胆管结石（P<0.001）。31例（62.0%）ICC患者和1例（2.0%）低分化HCC患者病灶在动脉期呈现出典型的边缘性、不规则环状增强型（P<0.001）。34例（68.0%）ICC患者和3例（6.0%）低分化HCC患者在门脉期或延迟期出现显著廓清（P<0.001）。ICC和低分化HCC平均廓清时间分别为34.45 s和74.08 s（P<0.001）。LR-M的总体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0.730、94.00%及52.00%，在≤5 cm、5~10 cm及>10 cm ³个亚组中AUC分别为0.746、0.667及0.833。结论： LR-M分类在识别ICC方面具有高灵敏度，但其特异度有待提升。当病灶大小>10 cm时，LR-M分类准确度显著增加。当病灶大小≤5 cm或>10 cm时，LR-M鉴别ICC和低分化HCC的特异度显著提升。

目的： 探讨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在经皮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穿刺活检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并分析超声怀疑ICC并进行超声引导下经皮肝穿刺活检的患者，其中穿刺活检前行CEUS检查为CEUS组，未进行CEUS检查为对照组。比较两组超声图像特点、穿刺成功率以及并发症等方面的差异，分析CEUS对经皮ICC穿刺活检的应用价值。结果： 共纳入141例患者，其中CEUS组94例，对照组47例。CEUS组病灶内部坏死的显示率为22.3%（21/94），高于对照组的4.3%（2/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6）。CEUS组穿刺活检成功率为94.7%（89/94），高于对照组的83.0%（39/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尤其对于3~5 cm病灶，CEUS组穿刺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95.5% vs 58.3%，P=0.014）。并发症情况比较，两组发生率分别为2.1%（2/94）与2.1%（1/47），均无严重并发症发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1.000）。结论： 经皮ICC穿刺前行CEUS检查安全有效，可对病灶内部结构进行有效评估，区分活性肿瘤组织与坏死区域，并可显著提高穿刺活检成功率，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目的：探讨高频超声动态观察膝关节麻醉下手法松解术（manipulation under anesthesia，MUA）后的超声影像学表现。方法：回顾并分析2021年1月—2022年06月于上海市奉贤区奉城医院收治的35例MUA患者的临床及超声影像学资料。每例患者的超声影像学资料包括治疗前及术后2周和12周时膝关节积液、滑膜情况，股四头肌肌腱、髌韧带回声及厚度，比较治疗前及术后超声影像学变化。结果：MUA术后2周，超声显示37.1%患者滑膜增厚，20.0%患者膝关节积液；股四头肌肌腱及髌韧带回声减低，厚度平均增加23.2%及18.3%（均P<0.05）；28.6%患者股四头肌/髌韧带肌腱内见粗大钙化灶，8.6%患者髌韧带内见局部缺损灶。MUA术后12周各参数均改善。结论：超声能够动态监测膝关节MUA术后关节腔及肌腱和韧带的形态学改变，有助于指导临床制订进一步的治疗方案。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 ⁶⁸ Ga-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抑制剂（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inhibitor，FAPI）-04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显像的最佳扫描时间点，并评估肿瘤与阻塞性炎症中 ⁶⁸ Ga-FAPI-04药代动力学的差异。方法：回顾并分析2021年1—11月因腹部肿瘤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 ⁶⁸ Ga-FAPI-04 PET/CT显像的患者临床资料。利用Kruskal-Wallis H秩和检验比较各时间点肿瘤灶的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 uptake value，SUV _max ）、肿瘤背景比值（tumor-to-background ratio，TBR）和图像信噪比（signal to noise ratio，SNR）；通过Mann-Whitney U检验对肿瘤及阻塞性炎症的滞留指数（retention index，RI）进行差异分析。结果：本研究共纳入31例患者，在15 min、1 h和2 h肿瘤灶的SUV _max 分别为8.52（4.18~18.4）、8.59（4.69~13.8）和7.64（3.22~21.0），对应的TBR为4.22（1.87~17.76）、4.67（2.20~29.05）和4.30（2.48~35.20）。尽管1 h的SUV _max 和TBR值高于其他时间点，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5 min、1 h和2 h的SNR分别为6.41（2.45~8.24）、5.0（1.68~5.57）和3.02（1.39~6.9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51.691，P＜0.001），其中15 min的SNR最高。此外，15 min与1 h间肿瘤灶的RI显著高于阻塞性炎症（-0.195~0.415 vs -0.422~0.115），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18）。结论：注射 ⁶⁸ Ga-FAPI-04后15 min的图像SNR最高，可作为临床常规扫描时间点。此外，15 min与1 h的RI可有效地用于区分肿瘤与阻塞性炎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