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综述了2024年中国肝病超声临床研究的最新进展，内容涵盖肝脏局灶性病变的精准诊断、肝细胞癌生物学特性预测、疗效与预后评估、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定量诊断以及介入超声治疗等多个领域。在肝肿瘤诊断方面，超声造影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拓展，其诊断效能显著提升。人工智能与多模态数据整合在肝癌生物学特性预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提高预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超声技术结合多模态模型在肝肿瘤疗效及预后评估中展现出显著优势。此外，超声脂肪定量技术在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诊断中取得重要突破，实现了从单中心到多中心验证的跨越。在肝脏介入超声研究中，不可逆电穿孔技术及人工智能辅助导航系统的应用显著提升了介入治疗的精准性和安全性。总体而言，2024年中国在肝病超声研究领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及多模态数据整合的应用，显著提升了肝病诊断与治疗评估的准确度和效率。研究在多中心验证和精准医学方向取得显著进展，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策略。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中国超声心动图学会组织专家编写了《无创性影像学技术评估肿瘤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的临床应用指南（2023版）》，指南指出肿瘤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cancer therapy-related cardiovascular toxicity，CTR-CVT）已成为肿瘤幸存者主要的死亡威胁之一，而无创影像学检查在CTR-CVT的临床风险分层、早期诊治、监测和随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针对该指南中提出的常见CTR-CVT的无创性影像学检查方法和监测策略进行解读，为CTR-CVT的临床管理工作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指导。

目的： 探索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ametr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pMRI）影像组学结合机器学习模型预测乳腺癌前哨淋巴结（sentinel lymph node，SLN）转移的潜在价值。方法： 回顾并分析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乳腺癌患者影像学及临床资料，并按7∶3分为训练组和验证组。基于T2加权成像（T2-weighted imaging，T2WI）、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动态对比增强MRI（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DCE-MRI）第2期，提取肿瘤整体感兴趣区（ROI_Whole）以及亚区（ROI_Sub）的影像组学特征，结合临床、病理学及影像学特征，构建多个机器学习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决策曲线分析法（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及校准曲线评价不同机器学习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 纳入193例乳腺癌患者，其中80例为SLN转移阳性，113例为SLN转移阴性，对患者的临床、影像学及病理学资料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筛选出与乳腺癌SLN转移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最后分析得出，瘤周水肿和淋巴管血管侵犯（lymphovascular invasion，LVI）在SLN阳性组与阴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LVI为独立预测因子（P<0.05）。采用T2WI、ADC、ROI-Whole、ROI-Sub影像组学特征及LVI构建的多层感知机（multi-layer perceptron，MLP）模型效能最佳，在训练集中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947，在验证集中AUC为0.932。结论： 基于乳腺mpMRI的影像组学模型在术前能够有效预测乳腺癌SLN转移。

目的： 探讨双能量计算机体层成像（dual-energy computed tomography，DECT）定量参数在腮腺肿瘤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并分析2023年3月—2024年7月就诊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的腮腺肿瘤患者的影像学资料。测量增强后虚拟平扫CT值（virtual non-contrast CT value，VNC）、碘浓度（iodine concentration，IC）、标准化碘浓度（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NIC）、有效原子序数（effective atomic number，Z_eff）、电子云密度（electron density，Rho）、40~100 keV的虚拟单能CT值（间隔20个单位）及能谱曲线斜率（slope of spectral curve，K）。比较良恶性腮腺肿瘤间、不同病理学类型肿瘤两两之间的定量参数差异。采用单、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各组间的独立预测因子，并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价定量参数的诊断效能。结果： 共纳入71例患者，其中良性腮腺肿瘤58例，包括33例33枚多形性腺瘤，25例26枚Warthin瘤；恶性腮腺肿瘤13例。良性与恶性肿瘤组之间，各参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较于Warthin瘤，多形性腺瘤具有显著更低的K（0.87±0.50）、VNC（27.28 HU±8.03 HU）、IC（1.00 mg/mL±0.08 mg/mL）、NIC（11.32%±5.64%）、Z_eff（7.91±0.31）、Rho（33.27±5.99）及40~100 keV单能CT值（分别为91.39 HU±36.05 HU、57.81±17.48 HU、44.96 HU±10.95 HU、39.31 HU±8.50HU）（均P<0.05），其中Rho是鉴别两者的独立预测因子，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978。恶性肿瘤组的VNC（37.17 HU±9.86 HU）、Rho（42.89±6.64）及100 keV单能CT值（50.34 HU±7.33 HU）显著高于多形性腺瘤组（P<0.05），Rho是鉴别两者的独立预测因子，AUC为0.858。相较于Warthin瘤，恶性肿瘤有着显著更低的K（1.00±0.58）、IC（1.05 mg/mL±0.18 mg/mL）、NIC（13.00%±9.98%）、Z_eff（7.89±0.34）及40~100 keV单能CT值（分别为110.46 HU±39.64 HU、71.71 HU±17.85 HU、56.87 HU±10.14 HU、50.34 HU±7.33 HU）（均P<0.05），其中100 keV单能CT值是鉴别两者的独立预测因子，AUC为0.852。结论： DECT可为腮腺肿瘤的鉴别诊断提供可靠的定量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评估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LI-RADS）分类中的LR-M标准鉴别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与低分化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诊断效能。方法： 回顾并分析2019年1月—2023年12月经病理学检查确诊的ICC患者和低分化HCC患者，所有患者均在治疗前接受了CEUS检查。对比两组患者的常规超声特征、CEUS特征及CEUS LI-RADS分类。根据病灶最大直径分为≤5 cm、5~10 cm及>10 cm 3个亚组，进行CEUS LI-RADS中LR-M类别诊断效能的亚组分析。CEUS LI-RADS类别根据2017版CEUS LI-RADS进行分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LR-M的诊断性能。结果： 共纳入50例ICC和50例低分化HCC患者。24例（48.0%）ICC患者和10例（20.0%）低分化HCC患者病灶位于左肝（P=0.003）。23例（46.0%）ICC患者和1例（2.0%）低分化HCC患者出现胆管扩张或胆管结石（P<0.001）。31例（62.0%）ICC患者和1例（2.0%）低分化HCC患者病灶在动脉期呈现出典型的边缘性、不规则环状增强型（P<0.001）。34例（68.0%）ICC患者和3例（6.0%）低分化HCC患者在门脉期或延迟期出现显著廓清（P<0.001）。ICC和低分化HCC平均廓清时间分别为34.45 s和74.08 s（P<0.001）。LR-M的总体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0.730、94.00%及52.00%，在≤5 cm、5~10 cm及>10 cm ³个亚组中AUC分别为0.746、0.667及0.833。结论： LR-M分类在识别ICC方面具有高灵敏度，但其特异度有待提升。当病灶大小>10 cm时，LR-M分类准确度显著增加。当病灶大小≤5 cm或>10 cm时，LR-M鉴别ICC和低分化HCC的特异度显著提升。

目的：研发靶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VEGFR2）的放射性核素诊疗一体化小分子探针体系，探究其在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中的诊断与治疗价值，为“免疫原性冷肿瘤”TNBC提供新的治疗策略。方法：以高亲和力VEGFR靶向剂diZD为基础，通过DOTA螯合剂分别与诊断型核素⁶⁴Cu、治疗型核素¹⁷⁷Lu耦连，制备⁶⁴Cu-DOTA-diZD[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显像剂]与¹⁷⁷Lu-DOTA-diZD（放射性核素靶向治疗剂）。通过细胞结合实验、竞争抑制实验验证两种药物与VEGFR结合的亲和力及特异性；在4T1 TNBC荷瘤小鼠模型中，采用小动物PET/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观察⁶⁴Cu-DOTA-diZD的肿瘤靶向性与体内生物分布；将荷瘤小鼠分为对照组（生理盐水）、“冷探针”DOTA-diZD组、PD-1抗体治疗组、¹⁷⁷Lu-DOTA-diZD组，比较各组肿瘤体积变化与中位生存期，结合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流式细胞术等分析结果。结果：⁶⁴Cu-DOTA-diZD与¹⁷⁷Lu-DOTA-diZD对VEGFR2的亲和力（Kd值）分别为0.45 nmol/L、（0.54±0.05）nmol/L，特异性阻断实验证实两者均能与VEGFR2特异性结合。PET/CT显示，⁶⁴Cu-DOTA-diZD在4T1肿瘤中随时间逐渐浓聚，注射后48 h肿瘤摄取量达峰值（2.25±0.09），且能识别肺部转移灶。治疗实验中，¹⁷⁷Lu-DOTA-diZD组小鼠中位生存期（28 d）显著长于对照组（18 d）、“冷探针”DOTA-diZD组（20 d）及PD-1抗体治疗组（16 d）；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显示该组肿瘤Ki-67增殖指数显著降低，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¹⁷⁷Lu-DOTA-diZD组小鼠肿瘤组织内CD4⁺、CD8⁺T细胞数量显著增高。结论：⁶⁴Cu/¹⁷⁷Lu-DOTA-diZD诊疗一体化体系对具有良好的VEGFR2靶向性，⁶⁴Cu-DOTA-diZD实现TNBC精准诊断与转移灶识别，¹⁷⁷Lu-DOTA-diZD有效抑制肿瘤生长、延长生存期，是治疗TNBC的潜在策略。

T1 mapping技术是一种定量磁共振成像技术，随着该技术的发展，实现T1 mapping技术的方法不断更新，从传统的T1 mapping技术到一次扫描即可获得多个参数的合成磁共振成像，每种方法也各有其优缺点。目前，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头颈、胸部、乳腺、肝脏、宫颈及直肠等部位肿瘤性病变的研究中。本文主要就T1 mapping技术在各系统肿瘤性病变的诊断、鉴别诊断及预后评估等方面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 探讨利用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评分法对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BI-RADS）4类再调整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并分析2021年5月—2024年4月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及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经术后病理学检查或穿刺活检确诊的乳腺结节患者资料。所有结节均经常规超声检查并提示为BI-RADS 4类，所有结节均进行CEUS检查并赋值评分，根据评分结果再调整BI-RADS分类，比较调整前后的诊断效能。另将乳腺结节按最大径分为3组，评估不同大小结节CEUS赋值评分后的诊断效能。结果： 共纳入105例患者，共计109个结节，其中良性结节59个，恶性结节50个。BI-RADS 4b及以上考虑为恶性，结合CEUS评分法后诊断的灵敏度和准确度（94.00%和92.66%）明显高于常规超声（52.00%和75.23%，P<0.05），调整后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95，明显高于常规超声（0.76）。结合CEUS评分法后3组不同大小乳腺结节诊断的灵敏度均有显著提高（P<0.05），诊断的准确度均提高至90%以上，尤其是≥2 cm组结节诊断准确度提高最明显（65.38% vs 96.15%，P<0.05）。结论： CEUS评分法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有助于BI-RADS 4类结节的再调整，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价值。

在当今医学领域中，肿瘤发病率日益上升，而肿瘤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cancer therapy-related cardiovascular toxicity，CTR-CVT）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议题，其对患者预后影响重大。随着肿瘤治疗手段的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诸如化疗、放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等，在为患者带来抗肿瘤希望的同时，也埋下了心血管毒性的隐患，影响治疗成效与患者的生存质量。鉴于此，对CTR-CVT进行准确且全面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临床、心电图、影像、生物标志物等多维度评估心血管毒性，旨在为临床提供精准、实用的评估策略，以平衡肿瘤治疗效果与心脏安全性，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和优化长期结局，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目的： 探讨术前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联合临床及病理学特征预测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手术切除后早期复发（early recurrence，ER）的效能。方法： 回顾并分析2019年10月—2021年11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次接受HCC手术切除术的患者资料。所有患者术前均接受常规超声及CEUS检查且术后病理学检查确诊为HCC。根据术后2年内是否复发分为ER组和无ER组。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不同分组的临床资料、常规超声特征、CEUS参数和病理学特征的差异。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独立危险因素。随后，按照7∶3随机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以构建CEUS-临床-病理联合风险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量化该模型的预测效能。最后将风险预测模型转化为列线图并验证其应用价值。结果： 共纳入136例患者。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甲胎蛋白、包膜、廓清时间、开始廓清时期、分化程度、微血管浸润、肝硬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中廓清时间、微血管浸润是HCC手术切除术后患者ER的独立危险因素。CEUS-临床-病理联合风险预测模型训练集AUC为0.858；验证集ROC曲线的AUC为0.903，灵敏度为94.1%，特异度为57.1%，约登指数0.878。列线图预测模型在内部验证中表现出良好的校准度。结论： CEUS-临床-病理联合模型有助于临床监测HCC手术切除后高危人群ER风险，从而及时干预以改善患者预后。

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抑制剂（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inhibitor，FAPI）放射性核素显像在多种肿瘤的早诊与分期应用中显示出巨大优势。随着国内外新型FAPI放射性探针的不断涌现，FAPI核素显像的表现能力大幅优化，极大地推动了FAPI放射性靶向治疗（targeted radionuclide therapy，TRT）的发展。初步临床试验已证实多种FAPI-TRT药物兼具疾病控制能力及与免疫/化疗的协同作用，形成“诊断—治疗—再评估”的闭环式诊疗一体化路径。然而，其在炎症与纤维化病灶中的非特异性摄取、体内清除偏快以及正常器官辐射暴露等问题依然存在。本述评系统梳理FAPI在泛肿瘤诊疗领域的最新应用及研究进展，深入剖析当前困境与挑战，以期帮助释放FAPI诊疗潜力，加速泛肿瘤核素诊疗新范式形成。

目的：探究¹⁸F-FDG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在不同治疗阶段前列腺癌患者中的影像学特征及其对预后预测的价值。方法：回顾并分析2016年1月—2022年12月于北京协和医院接受¹⁸F-FDG PET/CT检查的前列腺癌患者，按治疗状态分为初治组、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hormone-sensitive prostate cancer，HSPC）组和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CRPC）组。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及PET/CT半定量参数，包括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 uptake value，SUV_max）、代谢肿瘤体积（metabolic tumor volume，MTV）、肿瘤病灶糖酵解总量（total lesion glycolysis，TLG）及靶本底比值（target-to-background ratio，TBR）。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确定预后因素的临界值，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并运用Kaplan-Meier法及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所有统计学分析均使用SPSS 22.0及R语言完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共纳入117例前列腺癌患者，其中初治组78例、HSPC组18例、CRPC组21例。¹⁸F-FDG PET/CT在不同治疗阶段的前列腺癌患者中呈现出显著的代谢差异，并具有重要的预后预测价值。初治组绝大多数（92.3%）患者原发灶呈FDG摄取阳性，而ADT治疗后HSPC组阳性率显著降低（5.6%），CRPC组部分患者（23.8%）仍有原发灶摄取。存在转移患者的原发灶SUV_max显著高于无转移者（P<0.05）。在治疗组中，CRPC组患者的FDG阳性率显著高于HSPC组（95.2% vs 11.1%，P<0.001）。接受ADT联合其他治疗（如根治性手术、化疗、放疗等）的患者，其FDG阳性率显著高于仅接受ADT治疗的患者（85.7% vs 40%，P=0.006）。病灶水平中，初治组与CRPC组SUV_max及TBR无显著差异，但均高于HSPC组（P<0.05）；初治组MTV和TLG显著高于CRPC组（P<0.01）。生存分析显示，CRPC组患者预后最差，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仅为35个月，而初治组与HSPC组在随访100个月时尚未到达中位生存期；CRPC组的生存率低于初治组和HSPC组，初治组、HSPC组与CRPC组的3年生存率分别为86%，100%，40%；5年生存率分别为70%，85.7%，0。多因素分析得到初治患者中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PSA）≤54.4 ng/mL、远处转移灶数量>5处、病灶总数≤6、MTV≤84.8 mL及TLG≤134.9 g均为显著的预后预测因素（均P<0.05）。ADT治疗后仍存在FDG阳性病灶是重要的不良预后指标，该类患者中位OS显著缩短（P=0.001 9）。结论：¹⁸F-FDG PET/CT参数可用于评估不同阶段前列腺癌患者肿瘤负荷、代谢状态，是有效的患者预后预测指标。

目的： 基于多参数序列探讨儿童脑干弥漫性高级别胶质瘤临床及影像学特征，以提高对该病的全面认识。方法： 回顾并分析2022年1月—2024年1月就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并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儿童脑干弥漫性高级别胶质瘤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结果： 共45例儿童脑干弥漫性高级别胶质瘤[男性19例，女性26例，年龄（6.48±2.34）岁]纳入本研究，其中4.4%（2/45）出现脑脊液播散，余脑干局限或附近浸润性生长。45例行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平扫+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平扫/增强扫描+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基础扫描，6例同时行CT灌注成像（CT perfusion imaging，CTP）扫描，8例同时行磁共振波谱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扫描，7例同时行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扫描，2例同时行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扫描。45例均内生性膨胀生长，其中36例双侧均匀膨胀生长，9例偏侧膨胀生长（7例生长过程中越过中线，2例单侧头尾端弥漫生长）；28.9%（13/45）局限脑桥生长，2.2%（1/45）局限延髓生长，68.9%（31/45）向头尾端（中脑/丘脑/延髓，21/31，67.7%）和向侧方（桥臂/小脑，10/31，32.3%）生长，26.7%（12/45）进展为外生性（其中11例包裹基底动脉，11/12，91.7%）。CT平扫序列显示脑干区域低密度增粗影，密度低于正常脑干（P<0.001）。CT灌注序列扫描显示83.3%（5/6）患者的肿瘤区域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CBF）降低（1例显示肿瘤中心区域明显低于平均水平），1例升高；双侧大脑半球灌注异常，达峰时间延迟，以侧脑室周围为主。MRI结构序列显示肿瘤实性成分T1加权成像（T1-weighted imaging，T1WI）8.9%（4/45）呈等信号、11.1%（5/45）呈低信号，80.0%呈混杂信号（36/45），T2-液体抑制反转恢复（fluid-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FLAIR）序列呈稍高-高信号，T1WI增强后模式呈多样性改变，6例不强化，余不同程度轻-中度强化，28.2%（11/39）表现为局部环形强化、38.5%（15/39）表现为局部结节状强化、10.3%（4/39）表现为斑片状强化、23.1%（9/39）表现为砂砾样强化、7.7%（3/39）表现为混合模式强化，部分T1WI增强不明显患者T2-FLAIR增强序列对比度更好。MRI功能序列中，MRS示Cho峰不同程度升高，NAA峰不同程度降低，1例出现Lac峰明显倒置；DTI扫描显示病灶区神经纤维束被肿瘤推移至周边，其中5例出现纤维束部分中断，1例仅出现纤维束受压推挤。SWI相位图上可见局部呈低信号，提示瘤内微出血。结论： 儿童脑干弥漫性高级别胶质瘤常规CT表现低密度脑干增粗，量化有助于早期发现，防止漏诊；生长发生以弥漫内生性脑桥发生为主，并多数沿神经纤维束方向浸润生长至其他脑区，推移或破坏附近纤维束；强化模式多样，多表现为局部散在轻-中度强化；内部可有囊变影像信号，可能与局部灌注降低坏死、微出血后吸收等原因有关。

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是一种侵袭性强、患者预后较差的肝脏恶性肿瘤，早期诊断对改善患者生存至关重要。常规超声对其诊断价值有限，临床上主要依赖对比增强计算机体层成像（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CECT）或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CEMRI）进行诊断。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作为一种实时、无创、简便的影像学技术，在肝脏局灶性病变（focal liver lesion，FLL）的诊断中展现出重要价值。本文系统性回顾CEUS在ICC诊断中的应用现状，重点梳理其发展历程中的争议与最新进展。由于ICC与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在CEUS表现上存在重叠特征，CEUS的诊断能力曾受到质疑，一度被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AASLD）从HCC诊断工具中移除。此后，学术界围绕CEUS在ICC与HCC鉴别诊断中的价值展开了广泛讨论。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通过优化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LI-RADS）标准、结合动态定量分析以及影像组学和人工智能技术，CEUS在ICC诊断中的准确度和特异度显著提升。随着更多高质量研究的开展，CEUS有望在ICC的早期诊断、分型及疗效监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目的：探讨术前超声影像学特征联合BRAF V600E突变检测对临床淋巴结阴性（clinically node-negative，cN0）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microcarcinoma，PTMC）患者中央区淋巴结转移（central lymph node metastasis，CLNM）风险的预测价值，为个体化手术决策提供依据。方法：回顾并分析2022年3月—2024年2月于山西省肿瘤医院术前诊断为cN0 PTMC并行甲状腺切除术联合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的患者临床资料。术前行彩色多普勒超声评估肿瘤特征，检测甲状腺功能指标并通过细针穿刺活检标本检测BRAF V600E突变状态。根据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无转移组和转移组，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明确中央淋巴结转移的独立预测因子，并构建联合预测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其预测效能，并通过DeLong检验比较联合预测模型及单独应用的诊断效能。结果：共纳入126例患者，其中无转移组72例，转移组54例。单因素分析表明，两组在年龄、数量、最大径、被膜侵犯、BRAF V600E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年龄≤45岁、数量多灶、最大径>6 mm、被膜侵犯、BRAF V600E突）均是cN0 PTMC患者发生CLNM的独立预测因子。联合预测模型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925（95% CI 0.878~0.972），高于单独应用超声特征（AUC=0.681，95% CI 0.588~0.774）及BRAF V600E（AUC=0.618，95% CI 0.520~0.7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联合术前超声影像学特征与BRAF V600E突变检测可显著提高cN0 PTMC患者CLNM风险的预测效能，有助于筛选需行预防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的高危人群，优化手术策略并降低过度治疗风险。

目的：¹⁷⁷Lu-DOTA-伊班膦酸（ibandronate，IBA）作为靶向骨的放射性药物，在多种肿瘤骨转移中显示出较好的治疗反应。本研究旨在评估¹⁷⁷Lu-DOTA-IBA治疗肺癌骨转移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这项前瞻性研究纳入2021年11月—2025年5月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45例肺癌伴骨转移患者[24例男性和21例女性，年龄（55.0±10.5）岁]。治疗前行⁶⁸Ga-DOTA-IBA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筛选符合纳入排除标准患者入组行¹⁷⁷Lu-DOTA-IBA治疗，根据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体能评分以及数字评分量表（numerical rating scale，NRS）疼痛评分评估基线及治疗后3天、1周、2周、4周和8周患者体能和疼痛程度，根据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5.0版（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5.0，CTACE 5.0）评估基线及治疗后8周内多次血液生物学标志物（包括血常规检查、肝功能、肾功能）。治疗后第8周复查⁶⁸Ga-DOTA-IBA PET/CT评估疗效。数据分析使用SPSS 26.0进行，采用秩和检验比较治疗前后的差异。结果：16例患者治疗1个周期，9例患者治疗2个周期，5例患者治疗3个周期，5例患者治疗4个周期，6例治疗5个周期，1例患者治疗6个周期，3例患者治疗7个周期。每周期¹⁷⁷Lu-DOTA-IBA的中位注射剂量为1 110 MBq（注射范围：370~1 850 MBq）。对比基线及末次治疗后第8周的NRS疼痛评分、ECOG体能评分，显示总体疼痛缓解率为82.2%，体能改善率为64.4%，比较⁶⁸Ga-DOTA-IBA PET/CT显示影像学部分缓解率为37.8%。¹⁷⁷Lu-DOTA-IBA治疗后，血液不良事件总发生率为28.9%，肾功能异常不良事件总发生率为6.7%，未发生肝功能异常不良事件。结论：¹⁷⁷Lu-DOTA-IBA作为靶向骨的放射性药物在肺癌骨转移患者中具有显著的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

目的：对比分析⁶⁸Ga-TBM-001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与^99mTc-MDP骨显像（bone scintigraphy，BS）对前列腺癌骨转移的诊断效能。方法：回顾并纳入2021年9月—2023年10月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⁶⁸Ga-TBM-001 PET/CT和^99mTc-MDP BS的前列腺癌患者（伦理号KY2022114）。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对比分析两种显像诊断前列腺癌骨转移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阴性预测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NPV）。结果：共纳入前列腺癌可疑骨转移患者43例，27例患者为骨转移阳性，16例患者为骨转移阴性；共纳入可疑病灶389个，338个为骨转移病灶，51个为非骨转移病灶。⁶⁸Ga-TBM-001 PET/CT准确诊断患者42例，假阳性1例；^99mTc-MDP BS准确诊断35例，假阳性6例，假阴性2例。⁶⁸Ga-TBM-001 PET/CT准确诊断病灶366个，假阳性病灶5个，假阴性病灶18个；^99mTc-MDP BS准确判断病灶324个，假阳性病灶15个，假阴性病灶50个。患者水平，⁶⁸Ga-TBM-001 PET/CT与^99mTc-MDP BS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PPV、NPV分别为100.00% vs 92.59%、93.75% vs 62.50%、97.67% vs 81.40%、96.43% vs 80.65%、100.00% vs 83.33%，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分别为0.969（95% CI 0.865~0.998）vs 0.775（95% CI 0.623~0.888），除了灵敏度和NPV，各指标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病灶水平，⁶⁸Ga-TBM-001 PET/CT与^99mTc-MDP BS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PPV、NPV分别为94.67% vs 85.21%、90.20% vs 70.59%、94.09% vs 87.15%、98.46% vs 95.05%、71.88% vs 41.86%，AUC分别为0.924（95% CI 0.893~0.949）vs 0.779（95% CI 0.734~0.81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⁶⁸Ga-TBM-001 PET/CT在前列腺癌骨转移诊断中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PPV、NPV及AUC均优于^99mTc-MDP BS，提示⁶⁸Ga-TBM-001 PET/CT 可能具有更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比较¹⁸F-氟代脱氧葡萄糖（fluorodeoxyglucose，FDG）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⁶⁸Ga-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抑制剂（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inhibitor，FAPI）PET/CT在不同类型淋巴瘤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并分析2020年11月—2022年10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于1周内行¹⁸F-FDG和⁶⁸Ga-FAPI PET/CT的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病理学及影像学资料，比较两种显像剂对病灶的检出率，同时比较两组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 uptake value，SUV_max）、肿瘤与肌肉本底比值（target-to-background ratio，TBR）及肿瘤与肝脏本底比值（target-to-liver ratio，TLR）的差异。结果： 纳入28例经病理学检查确诊的淋巴瘤患者，共计197个淋巴瘤病灶（其中淋巴结病灶167个、结外病灶30个），¹⁸F-FDG PET/CT检出191个病灶（其中淋巴结病灶161个、结外病灶30个），而⁶⁸Ga-FAPI PET/CT检出病灶98个（其中淋巴结病灶74个、结外病灶24个），¹⁸F-FDG PET/CT的病灶检出率明显高于⁶⁸Ga-FAPI PET/CT；但对于胃肠道浸润，¹⁸F-FDG PET/CT具有更高的假阳性。所有淋巴瘤患者SUV_max-FDG>SUV_max-FAPI，TBR-FDG>TBR-FAP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4.4 vs 6.5，13.3 vs 3.4，P<0.05）。但其中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HL）的¹⁸F-FDG PET/CT和⁶⁸Ga-FAPI PET/CT的SUV_max及TBR为12.3 vs 6.5及11.6 vs 5.1（均P>0.05）；惰性淋巴瘤的SUV_max及TBR为10.2 vs 10.9及21.4 vs 5.1（均P>0.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所有淋巴瘤患者两种检查的TLR差异均未见明显统计学意义（5.2 vs 5.2，P>0.05）。结论： ¹⁸F-FDG PET/CT对淋巴瘤的诊断价值优于⁶⁸Ga-FAPI PET/CT，但是对于HL及惰性淋巴瘤，两者间代谢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¹⁸F-FDG PET/CT的优势不明显；⁶⁸Ga-FAPI PET/CT对于胃肠道浸润具有更高的诊断准确度。

目的： 比较声触诊弹性成像（sound touch elastography，STE）和应变弹性成像（strain elastography，SE）定性及定量参数对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BI-RADS）4类乳腺病灶良恶性的鉴别诊断价值，并探讨其参数与BI-RADS 4类乳腺恶性病灶中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表达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22年11月—2023年9月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检查且诊断为BI-RADS 4类乳腺病灶患者的临床病理学资料，获取STE与SE定量、定性参数[STE弹性最大值（E_max）、STE定性评分值、SE应变比（strain ratio，SR）及SE定性评分值]，比较两种超声弹性技术参数鉴别BI-RADS 4类乳腺病灶良恶性的价值以及与BI-RADS 4类乳腺恶性病灶HER2表达的相关性。结果： 共纳入106例患者，共106个病灶。BI-RADS 4类乳腺良性与恶性病灶的E_max、STE评分、SR和SE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病理学检查结果相比较，E_max、STE评分、SR、SE评分根据截断值诊断BI-RADS 4类乳腺病灶良恶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_max、STE评分、SR的诊断效能与“金标准”相比一致性一般（Kappa=0.436，0.420，0.502），SE评分的诊断效能与“金标准”相比一致性较强（Kappa=0.626），SE评分（AUC=0.883）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均高于E_max（AUC=0.743）、STE评分（AUC=0.756）、SR（AUC=0.783）诊断，具有最大的诊断效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BI-RADS 4类乳腺恶性病灶中，E_max与SE评分在HER2阳性表达与阴性表达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_max、SE评分与HER2阳性表达呈正相关（r=0.458、0.356）。E_max与SE评分诊断HER2阳性表达的最佳截断值为123.75 kPa和4分，灵敏度为81.2%和62.5%，特异度为60.5%和68.4%，AUC为0.766和0.689。结论： STE与SE技术在应用于鉴别BI-RADS 4类乳腺病灶时，SE评分的诊断效能较高；E_max、SE评分与HER2阳性表达均呈正相关，E_max与SE评分鉴别BI-RADS 4类乳腺恶性病灶HER2阳性表达具有重要价值。

目的：探讨超微血流成像（ultra-microangiography，UMA）对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BI-RADS）4类乳腺结节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回顾并收集2023年1月—2024年2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行常规二维超声、UMA检查的女性乳腺肿瘤患者。分析UMA血流像素比及血流特征在乳腺良恶性肿瘤之间的差异，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阳性预测值高的指标赋分，根据赋分值制作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并选择最佳截断值调整乳腺良恶性肿瘤BI-RADS分级，绘制调整前后ROC曲线，研究UMA对BI-RADS 4类乳腺结节的鉴别诊断价值。结果：共纳入101例乳腺肿瘤患者。cUMA、pUMA、sUMA血流像素比在良恶性肿瘤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值分别为-0.194、-1.202、-1.117，P值分别为0.846、0.229、0.264）。UMA血流特征中，有无穿支血流（χ²=8.394，P=0.004）、边缘血流走行是否扭曲（χ²=7.317，P=0.007）、边缘血流分布（χ²=55.733，P<0.001）、中央血流走行是否扭曲（χ²=4.178，P=0.041）、中央是否有血流缺损（χ²=6.051，P=0.014）在乳腺良恶性肿瘤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当肿瘤有穿支血流、边缘血流走行扭曲、边缘血流分布为周边穿入性血流、放射状血流、中央血流走行扭曲、中央有血流缺损时赋1分，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871，95% CI 0.799~0.943。赋分后，BI-RADS 4类乳腺肿瘤AUC由0.741提高到0.825。结论：UMA能够提高BI-RADS 4类乳腺肿瘤良恶性的诊断准确度，是诊断乳腺癌的有效血流检测手段。

目的： 通过光谱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图像评估乳腺癌骨转移病灶的大小和内部变化，探讨这些多参数对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的预测价值，克服常规CT和现有标准在骨转移灶评估中的局限性。方法： 回顾并分析2019年6月—2022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乳腺癌伴骨转移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两次光谱CT增强检查，并在静脉期图像上记录骨转移灶的大小指标：长径、短径、长短径之和、感兴趣区面积；骨转移灶内部指标：常规图像（骨窗）CT值（CT value，CTv）、单能级图像CT值（CT_{40 keV}、CT_{80 keV}、CT_{120 keV}）、钙抑制（calcium-suppressed，CaSupp）图像CT值（CT_CaSupp30、CT_CaSupp50、CT_CaSupp70、CT_CaSupp90）。对患者所有测量的骨转移目标病灶的每项指标分别求和，然后计算每项指标的变化率和月变化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合逐步回归法，确定PFS的独立风险因素。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模型构建，采用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评估其预测性能。采用DeLong检验比较AUC。采用X-tile方法确定阈值，以阈值为界分为高、低风险组。Kaplan-Meier（KM）生存曲线和log-rank检验分析组间预后差异。结果： 共纳入30例乳腺癌伴骨转移患者，患者骨转移灶的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和CT_CaSupp70月变化率是乳腺癌骨转移患者PFS的有效预测指标。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0.39%和CT_CaSupp70月变化率>-9.75%的患者PFS显著延长。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模型、CT_CaSupp70月变化率模型、联合模型（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CT_CaSupp70月变化率）和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MDA）骨转移疗效评估标准（简称“MDA标准”）预测1年PFS的AUC分别为0.751、0.702、0.827、0.600。联合模型的预测性能显著优于MDA标准（P=0.003）。高风险组在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模型、CT_CaSupp70月变化率模型以及联合模型中的PFS显著低于低风险组（P<0.05）。相比之下，MDA标准在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之间的PFS生存曲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1）。结论： 骨转移灶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和CT_CaSupp70月变化率是乳腺癌骨转移患者预后的有效预测指标，联合应用能提高预测性能。

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是肝脏第二大原发恶性肿瘤，占10%~20%，其早期诊断困难，预后较差。ICC的隐匿性临床表现和影像学异质性导致多数患者确诊时已进展至晚期，错失手术根治机会。传统影像学如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虽在检出病灶和评估转移方面具有优势，但仍存在局限性。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凭借实时动态观察、无辐射、高时空分辨率和可重复性等特性，成为ICC诊断的有效影像学方法。ICC在CEUS中典型表现为动脉相环状高增强（arterial phase hyperenhancement，APHE）或非环状APHE，随后门脉相早期消退（60 s内）及延迟相显著低增强（“黑洞征”）。相比之下，HCC多表现为非环状APHE伴门脉相等增强和延迟相轻度消退，两者消退时间与程度的差异成为鉴别关键。2017版CEUS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LI-RADS）将具备环状APHE、早期消退或显著消退特征的病灶归类为LR-M（提示非HCC恶性肿瘤），有效降低了ICC误诊为HCC的风险。此外，新型库普弗细胞特异性造影剂全氟丁烷（Perfluorobutane）的应用显著延长了造影时间，其库普弗相低增强特征对ICC的灵敏度高达100.0%，为肝硬化背景下的病灶检出提供了新的手段。CEUS与CT/MRI在ICC诊断中呈现互补性，多模态联合可提升诊断准确度，为疑难患者提供可靠方案。当前CEUS LI-RADS标准仍需解决LR-M分类中HCC与ICC的精准区分问题，尤其是在不同肝病背景（如肝硬化与非肝硬化）和肿瘤大小下的诊断阈值调整。全氟丁烷库普弗相的临床应用潜力需更大样本验证，其消退时间与肝背景的相关性亦待探索。

目的： 筛选与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carcinoma of the thyroid，PTC）颈中央区淋巴结转移（central lymph node metastasis，CLNM）相关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以指导PTC患者的手术决策。方法： 回顾并分析南京鼓楼医院1 125例接受甲状腺手术的PTC患者临床特征、超声特征和基因信息，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CLNM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模型。使用校正曲线、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和决策曲线评估该预测模型的校准度、准确度和临床实用性。随后，收集483例在南京大学附属金陵医院接受甲状腺手术的PTC患者的相关资料，用于模型的外部验证。结果： 在1 125例PTC患者中，单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LNM阳性组与CLNM阴性组在性别、年龄、甲状腺球蛋白以及病灶超声特征（最大径、纵横比、边缘及微钙化）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确认患者性别、年龄以及病灶超声特征（最大径、边缘及微钙化）是CLNM的独立预测危险因素。基于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列线图模型，模型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在训练集中为0.768（95% CI 0.741~0.796），在验证集中为0.822（95% CI 0.784~0.859）。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和泛化能力，有望辅助临床医师为PTC患者制订个体化手术方案。

目的： 应用超声血流向量成像（vector flow mapping，VFM）技术及二维斑点追踪分层应变技术（layer-specific two-dimensional speckle tracking imaging，LS2D-STI）评估乳腺癌患者蒽环类药物化疗后左心室功能损伤。方法： 回顾并分析2017年1月—2017年6月就诊于四川省人民医院接受TEC方案（多西他赛75 mg/m²、表柔比星90 mg/m²、环磷酰胺500 mg/m²）化疗乳腺癌患者的常规心脏超声参数、VFM和LS2D-STI参数。采用自身对照设计，于化疗前及每次化疗后48 h内对患者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共7次，分别记为T0、T1、T2、T3、T4、T5、T6），收集常规超声心动图参数；左心室心肌应变参数：左心室心内膜下心肌整体纵向应变（endocardial myocardial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endo）、中层心肌整体纵向应变（mid-myocardial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mid）、心外膜下心肌整体纵向应变（epicardial myocardial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epi）；左心室整体能量损耗（energy loss，EL），包括舒张早期能量损耗（early diastolic energy loss，EDC_EL）、舒张晚期能量损耗（late diastolic energy loss，LDC_EL）、等容舒张期能量损耗（isovolumic contraction energy loss，IVC_EL）、快速射血期能量损耗（rapid ejection period energy loss，REP_EL）和左心室整体循环强度（circulation，CIR），包括舒张早期循环强度（early diastolic circulation，EDC_CIR）、舒张晚期能量损耗（late diastolic circulation，LDC_CIR）、等容舒张期循环强度（isovolumic contraction circulation，IVC_CIR）、快速射血期循环强度（rapid ejection period circulation，REP_CIR）的数据，进行自身对照相关参数分析。结果： ① 随化疗次数增加，T1~T6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较T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二尖瓣口舒张早期峰值血流速度/二尖瓣环舒张早期峰值速度（E/e’）从T1开始逐渐升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0：5.64；T6：8.76，P<0.05）；② GLSendo、GLSmid、GLSepi在各时间点较T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T6时的应变较基线均有所降低。③ 各时相EL整体呈下降趋势，CIR呈上升趋势，其中，T2~T6的LDC_EL显著低于T0，而T2、T4、T6的LDC_CIR高于T0；EDC_EL、IVC_EL在T5、T6显著降低，REP_EL在T5、T6显著低于基线（P<0.05）。LDC时相指标变化早于其他时相。EL、CIR变化晚于E/e’。结论： 超声VFM及LS2D-STI有助于蒽环类化疗乳腺癌患者心脏毒性的全面评估，其中E/e’结合EL和CIR对于评估左心室舒张功能变化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基于增强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多区域影像组学特征联合临床危险因素预测结肠癌术前脉管侵犯（lymphovascular invasion，LVI）的价值。方法：回顾并分析2018年1月—2024年10月普宁市人民医院经病理学检查确诊的结肠癌患者资料，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从静脉期CT图像分别勾画肿瘤核心区及瘤周3 mm区域，提取影像组学特征。采用t检验、Spearman相关性分析和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the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筛选特征，分别构建肿瘤核心区、瘤周区及双区域融合的影像组学模型。通过logistic回归筛选临床独立危险因素，并与最优影像组学模型构建临床-影像组学联合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模型性能，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灵敏度、特异度、F1分数及准确度等指标。结果：最终纳入136例患者按照7∶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95例）和验证集（41例）。双区域融合影像组学模型（模型3）表现最优，验证集AUC为0.863（95% CI 0.720~1.000）。临床-影像联合模型进一步提升了预测效能，验证集AUC达0.873（95% CI 0.740~1.000），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0.808和0.800。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OR=2.446，95% CI 1.056~5.665，P=0.037）和临床分期（OR=3.838，95% CI 1.045~14.096，P=0.043）是LVI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基于增强CT多区域影像组学特征联合临床危险因素构建的预测模型可有效评估结肠癌术前LVI状态，为个体化治疗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采用定点标记技术构建靶向紧密连接蛋白18.2（Claudin 18.2， CLDN18.2）的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探针⁶⁸Ga-THP-ACN376，并评估其体内外生物学性能。方法：以THP-Mal作为螯合剂，与靶向CLDN18.2的纳米抗体ACN376进行定点偶联，合成前体化合物THP-ACN376，对偶联后的前体进行⁶⁸Ga放射性标记。通过放射性薄层色谱法（radio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Radio-TLC）测定探针的标记率、放射化学纯度及体外稳定性，并进行探针在BALB/c裸小鼠的micro-PET/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显像实验，评估其体内药代动力学特性与靶向能力。结果：⁶⁸Ga-THP-ACN376显示出高标记率（>99%）、高放射化学纯度（>99%）以及较高的比活度16 GBq/μmol，并且在生理盐水、5%人血清白蛋白（human serum albumin，HSA）和磷酸盐缓冲溶液（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PBS）中保持稳定。Micro-PET/CT结果表明探针⁶⁸Ga-THP-ACN376在小鼠体内代谢符合纳米抗体的代谢规律，且在胃部的摄取在0.5 h至2 h逐步提高，2 h胃部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 uptake value，SUV_max）为1.35±0.07。结论：本研究以定点标记的方法成功构建了靶向CLDN18.2探针⁶⁸Ga-THP-ACN376，标记率高，具有显著的稳定性及靶向性，是一种有潜力的PET探针，可用于CLDN18.2蛋白表达水平的检测。

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trophoblast cell surface antigen 2，TROP2）是一种由肿瘤相关钙信号转导因子2（tumor-associated calcium signal transducer 2，TACSTD2）基因编码的单次跨膜表面糖蛋白，在多种恶性肿瘤细胞中高表达且呈现明显的组织特异性，在正常组织中几乎不表达，是癌症诊断和治疗的潜在理想靶点，特别是在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治疗中。TROP2靶向治疗的效果与TROP2表达水平密切相关，检测其表达水平可以有效地筛选潜在的获益患者和精准预测治疗反应，有利于提高疗效、减少不良反应并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全身、实时动态、可视化定量监测TROP2表达的时空异质性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虽然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是检测其表达的金标准，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局部性、有创性、难以多次多部位穿刺等局限性。基于放射性药物的非侵入性核医学分子成像技术提供了克服这些限制的潜力，可为后续治疗策略提供有价值的指导。常规靶向TROP2的放射性分子探针包括放射性标记单克隆抗体、纳米抗体和核酸适配体，使得TROP2动态表达的可视化定量监测成为可能。本文系统总结了TROP2靶向分子成像用于肿瘤诊断和治疗的研究进展，同时探讨了当前面临的挑战和克服当前技术局限、加快临床实施的创新途径。

目的：探讨经直肠超声（transrectal ultrasound，TRUS）融合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amete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pMRI）导航联合应变弹性成像（strain elastography，SE）引导前列腺穿刺活检用于前列腺癌诊断的价值。方法：回顾并分析2022年1月1日—2024年4月1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怀疑为前列腺癌的患者资料，所有患者均行mpMRI、SE及TRUS检查，确定前列腺癌可疑病灶后进行前列腺10针系统性穿刺活检及mpMRI-TRUS图像软件融合引导下的靶向穿刺活检，探讨单独或联合使用不同穿刺活检方式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结果：纳入的66例疑诊前列腺癌的患者总共96处可疑病灶，其中系统穿刺法阳性检出率为63.64%。mpMRI组诊断准确度为71.88%，SE组准确度为66.67%，TRUS组准确度为60.42%，mpMRI融合导航联合SE成像组准确度为86.46%，强于单一方法组。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对SE、mpMRI以及联合成像的诊断效能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联合成像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717，高于SE、mpMRI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联合成像组灵敏度、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4.03%、69.23%。系统性穿刺活检共穿刺660针，单针阳性率为27.73%，联合成像组共穿刺200针，单针阳性率为81.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TRUS融合mpMRI导航联合SE引导前列腺靶向穿刺活检相较于单一穿刺活检方法能明显提高前列腺癌的检出率，并可减少穿刺针数，对前列腺癌的检出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基于深度学习重建（deep learning-based reconstruction，DLR）技术对前列腺磁共振T2加权脂肪抑制序列（T2-weighted imaging FatSat，T2WIFS）图像质量和诊断价值的影响。方法：回顾并分析2024年3月—12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可疑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PCa）患者的临床资料，经穿刺活检、术后病理学检查分为PCa组和良性前列腺增生（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BPH）组。对所有患者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图像进行分析，其中扫描压脂序列包括传统的T2加权脂肪抑制序列（conventional T2 FatSat，T2FSC）和基于DLR技术的T2加权脂肪抑制序列（deep learning-based reconstruction T2 FatSat，T2FSDL），主观评分由2名医师分别对前列腺整体图像质量和图像伪影进行五分制。客观评分分别是T2FSDL和T2FSC的前列腺图像信号强度（signal，S）和背景区图像信号S的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SD）作为噪声（noise，N），并计算信噪比（signal noise ratio，SNR）。对正态分布的数据进行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数据进行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分析T2FSDL图像和T2FSC图像的主观评分和客观指标的差异。采用Weighted-Kappa检验比较组间及组内主观评分一致性。2名阅片者采用双盲法对T2FSDL图像与T2FSC图像的前列腺病灶进行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Prostate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PI-RADS）评分，以病理学检查结果为标准，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分析各图像对PCa的诊断价值。结果：116例可疑PCa患者纳入本回顾性研究，其中PCa患者68例，BPH 48例。2名医师对两组图像（T2FSDL和T2FSC序列）的主观评分和客观测量数据的一致性均为良好（Kappa>0.8）。主观评分方面，2名阅片者对T2FSC和T2FSDL图像的整体质量评分分别为（4.04±0.68）和（4.53±0.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伪影评分为（4.44±0.68）和（4.35±0.6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4）。客观评价方面，T2FSDL图像的N值（0.65±0.19）低于T2FSC图像的N值（1.09±0.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T2FSDL图像的SNR（95.61±14.25）高于T2FSC图像的SNR（56.48±9.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PCa的诊断价值方面，T2FSDL图像对应的AUC（0.866）大于T2FSC图像对应的AUC（0.8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T2FSDL序列扫描时间是100 s，要明显快于T2FSC序列扫描时间的150 s。结论：基于DLR技术的T2FSDL序列能有效提高MRI图像质量，T2FSDL图像诊断价值也高于T2FSC图像，并可显著缩短扫描时间，优化前列腺扫描效率，其临床应用前景较好。

目的：探讨光谱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参数术前预测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表达水平的效能。方法：回顾并收集2022年2月—2023年12月于辽宁省肿瘤医院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ESCC患者。采用联合阳性评分（combined positive score，CPS）评估ESCC肿瘤细胞PD-L1的表达，以0~100的数值表示。CPS≥10的患者被归为PD-L1高表达组，CPS<10的患者则为PD-L1低表达组。测量光谱CT的定量参数及传统CT值，包括动脉期和静脉期40 keV虚拟单能级图的CT值、碘密度值（iodine density，ID）、标准化碘密度值（normalized iodine density，NID）以及有效原子序数值（effective atomic number，Z_eff）。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高表达组与低表达组之间各参数的差异，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以评估各参数预测CPS表达的效能。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的比较采用DeLong检验。结果：最终共纳入140例ESCC患者，其中PD-L1高表达组78例（CPS≥10），低表达组62例（CPS <10）。PD-L1高表达组在动脉期和静脉期的传统CT值、40 keV CT值、ID、NID和Z_eff均显著高于PD-L1低表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静脉期NID对ESCC PD-L1表达的预测效果最佳，AUC为0.954（95% CI 0.916~0.992），以0.298为截断值，其灵敏度为94.8%，特异度为93.5%。静脉期NID的AUC与静脉期ID、传统CT值、40 keV CT值（AUC为0.848，0.779，0.830；Z=-3.504，4.520，3.828；均P<0.001）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与静脉期Z_eff（AUC为0.853，Z=3.401，P=0.001）的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静脉期NID的AUC与动脉期的ID、Z_eff、传统CT值和40 keV CT值（AUC为0.798，0.784，0.748，0.782；Z=-3.575，-3.826，-4.427，-3.843；均P<0.001）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但与动脉期的NID（AUC为0.833，Z=-2.938，P=0.003）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光谱CT参数静脉期NID对ESCC PD-L1表达的预测效能较高。

乳腺癌在分子水平上呈现高度异质性，乳腺癌分子分型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和患者预后评估至关重要。超声技术作为无创、便捷的诊断方法在乳腺癌筛查和诊断中具有重要地位。目前，常规二维超声、彩色多普勒超声、弹性成像以及超声造影等技术已显示出在乳腺癌分子分型诊断中的应用潜力。通过分析肿块的形态、边界特性、血流信号、组织硬度及微血管分布等超声特征，结合人工智能模型，有望提高乳腺癌分子亚型的无创、精准的诊断能力。本文就超声技术在判断乳腺癌分子分型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 表柔比星（epirubicin，Epb）是治疗恶性肿瘤的有效药物，但具有心脏毒性。本研究旨在应用斑点追踪成像技术评估黄芪甲苷（astragaloside Ⅳ，AS-Ⅳ）对Epb诱导大鼠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方法： 将32只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Epb模型组、低剂量AS-Ⅳ组和高剂量AS-Ⅳ组，每组8只。所有大鼠于治疗前及治疗后2周、4周、6周行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TTE）监测，获取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及左心室整体纵向应变（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参数。于第6周处死大鼠，取血清检测CK-MB、LDH及IL-17，心脏取材行Masson染色。结果： 组别主效应、时间主效应及两者交互效应对LVEF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别主效应、时间主效应对GLS值的影响均具有高度显著性[F组别（3，21）=11.014 2，P<0.000 1，F时间（3，21）=7.215 4，P=0.001 7]，两者交互效应接近显著[F交互（9，63）=1.876 1，P=0.072 0]；各组大鼠血清学指标CK-MB、LD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L-17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pb模型组IL-17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低剂量及高剂量AS-Ⅳ组IL-17水平相仿，较Epb模型组显著降低（P<0.05）；各组心脏重量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纤维化面积百分比具有显著组间差异，纤维化程度由轻到重依次为正常对照组、高剂量治疗组、低剂量治疗组及Epb模型组（P<0.000 1）。结论： AS-Ⅳ可能通过抑制炎症减轻心肌纤维化，改善Epb相关的心肌损伤。GLS能较LVEF更为敏感准确地识别亚临床心肌损伤。

目的：探讨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与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在儿童卵巢囊实性占位性病变诊断中的价值。方法：回顾并分析2012年1月—2025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卵巢囊实性占位性病变患儿资料。分析患儿CT与MRI图像上的肿瘤特征，包括侧别、大小、钙化、脂肪成分、出血、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信号、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及强化程度，增强图像观察有无卵巢血管蒂征，以及腹盆腔淋巴结肿大、盆腔积液及肾积水等。结果：共纳入22例卵巢囊实性占位性病变患儿，年龄3~12岁，其中良性肿瘤5例，交界性肿瘤6例，恶性肿瘤11例；生殖细胞肿瘤14例，性索-间质肿瘤7例，上皮性肿瘤1例；单独行腹盆腔CT扫描14例，行单独盆腔MRI扫描6例，同时行腹盆腔CT与盆腔MRI扫描2例。CT增强检查和MRI增强检查对患侧卵巢血管蒂征的显示率分别为86.7%%和71.4%。CT与MRI检查对儿童卵巢囊实性占位性病变术前诊断准确度均为75.0%。良性、交界性和恶性3组肿瘤在肿瘤大小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490，P>0.05）。结论：本研究儿童卵巢囊实性占位性病变中约半数为恶性肿瘤，部分肿瘤CT和MRI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结合肿瘤标志物或性激素水平，可提高术前诊断准确度。

核医学分子影像技术[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与单光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成像（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SPECT）]凭借高灵敏度与功能成像优势，在肿瘤精准诊疗领域发挥着核心作用，其效能高度依赖于靶向分子探针的开发。肝配蛋白A型受体2（ephrin type-A receptor 2，EphA2）作为受体酪氨酸激酶家族关键成员，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异常高表达，已成为重要靶点之一。靶向EphA2的药物历经多年发展，涵盖抗体、抑制剂、单体和多肽类药物，它们具有不同的药理学性质，在多种模型中展现出优异的诊断或治疗潜力。基于临床前研究的积极结果，部分药物已进入Ⅰ期临床试验，虽呈现出初步的疗效，但仍面临药物的非特异性蓄积与肿瘤异质性等挑战。本文系统性述评靶向EphA2核医学分子探针的研发进展，分析未来靶向EphA2研究的优化方向和关注重点。

目的：探讨交界性卵巢肿瘤（borderline ovarian tumor，BOT）的常规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征象，提高对BOT术前诊断的准确度。方法：回顾并分析2011年2月—2025年1月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经手术和病理学检查证实的BOT患者的临床和常规MRI资料，观察肿瘤的大小、部位、肿块质地、分房、实性成分类型、囊液信号、实性成分、T2加权成像（T2-weighted imaging，T2WI）及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信号、强化程度、腹水、腹膜种植、淋巴结受累及病变侧卵巢显示情况等，并比较它们在浆液性BOT（serous BOT，SBOT）和黏液性BOT（mucinous BOT，MBOT）两组间的差异。结果：共纳入148例BOT患者，年轻女性多见，平均年龄（40±15）岁。SBOT和MBOT为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分别占比为55.4%（82/148）及29.1%（43/148）。82例SBOT中，41.5%（34/82）双侧发生，共检出116个肿块。SBOT多数为囊性为主肿块（47.4%，55/116），其次为实性（31.0%，36/116）和囊实性（21.6%，25/116）。SBOT的特征性MRI表现为囊液信号多均匀一致，绝大多数为单房（75.0%，60/80）；实性成分均表现为乳头状结构，多数呈T2WI不均匀高信号（83.6%，97/116），DWI低-等信号（65.5%，76/116），T2WI上38.8%（45/116）的病灶可见分支乳头状结构伴树枝状的低信号纤维轴心，其中36个实性肿块均表现为这一征象；病变侧卵巢常完全或部分显示（76.7%，89/116）。MBOT均为单侧、体积较大的囊性肿块（100.0%，43/43）。绝大多数可见蜂窝房（79.1%，34/43），囊液信号多不均一，T1WI多呈混杂的低-高信号（83.7%，36/43）、T2WI多呈含低信号（41.9%，18/43）或不均匀等-高信号（37.2%，16/43）。实性成分多为不规则增厚的分隔（81.4%，35/43），增强后轻-中度强化。23.3%（10/43）可见类似实性成分（富含细小蜂窝状的黏液区）的T2WI低信号区，称为“伪实性区”。其他少见类型BOT常规MRI表现多无明显特征性，常类似SBOT。肿块大小、部位、肿块质地、分房、囊液信号、实性成分信号、强化程度、腹膜种植情况及病变侧卵巢显示率在SBOT和MBOT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BOT的常规MRI表现具有特征性，有助于术前的精准诊断，且能够有效地区分SBOT和MBOT。

手术治疗是晚期卵巢癌患者治疗的基石，能否实现最优的肿瘤细胞减灭术直接决定患者的预后。影像学检查是术前评估卵巢癌可切除性的重要手段，可为制订最优的手术方案提供依据。术前影像学检查的核心目标是评估肿瘤的转移范围及手术完全切除的可能性，从而使患者手术获益最大化，提升患者预后水平。约70%的卵巢癌患者初诊时已处于晚期，常伴有盆腹腔广泛转移及腹膜种植，导致手术切除难度显著增加。因此，通过影像学检查精准评估肿瘤转移负荷及关键脏器受累情况至关重要。目前，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r tomography，CT）是卵巢癌术前评估的首选方法，其优势在于应用便捷并可全面显示腹膜转移灶及淋巴结肿大等情况，但CT对微小腹膜种植（<5 mm）和肠系膜浸润的分辨能力有限。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具有软组织分辨率高及多参数、多方位成像的优势，可更精准地评估盆腔脏器侵犯，特别是直肠乙状结肠交界、膀胱等的浸润。此外，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可提高微小转移灶及手术关键部位病灶的检出率。¹⁸F-FDG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CT在远处转移及淋巴结转移的检测中具有更高的特异性，但对腹膜播散评估的灵敏度并未优于CT和MRI。当前，影像组学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有望推动晚期卵巢癌手术可切除性评估的革新，不仅通过提取肿瘤异质性特征等定量影像学特征，结合临床数据构建预测模型，还可利用先进的深度学习技术实现转移灶的自动分割和识别，构建三维可视化模型。尽管如此，手术可切除性的评估仍需结合患者身体状态、术者经验及经多学科讨论进行综合决策。

目的：分析颌骨病变的超声征象，并比较高频超声与锥形束计算机体层成像（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CBCT）的诊断准确度，以探讨超声对颌骨病变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并分析2019年5月—2022年9月江苏省中医院诊为颌骨病变的患者资料，根据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分为囊肿和肿瘤及肿瘤样病变，分析两组病灶的超声及CBCT特征，观察高频超声及CBCT与组织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高频超声及CBCT对颌骨病变的诊断效能。结果：纳入的30例患者中，囊肿12例，肿瘤及肿瘤样病变18例。高频超声对颌骨病变的诊断与病理学检查结果具有相关性（P<0.05，r=0.747），且呈正相关。两种检查方式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频超声对颌骨病变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83.3%、58.3%。结论：高频超声对下颌骨病变内软组织的诊断效能要优于CBCT，可以作为CBCT的补充，为临床颌骨内病变的术前辅助诊断、监测治疗或病变进展提供参考。

目的：分析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患儿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多模态成像技术的影像学特征，探讨CT和MRI各期参数在HB诊断和治疗前肿瘤分期系统（pre-treatment extent of tumor，PRETEXT）分期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并分析2019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于徐州市儿童医院就诊的HB患儿。根据手术和穿刺活检结果的病理学类型将患儿分为完全上皮型和混合性上皮间叶型两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出生史、病灶一般特征、病灶内部特征、强化方式、肝周积液等差异；根据PRETEXT分期将HB患儿分为Ⅰ~Ⅱ期和Ⅲ~Ⅳ期两组，比较病灶CT平扫及增强扫描后肿瘤的CT值、MRI扫描病灶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的差异，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HB患儿PRETEXT分期的预测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HB患儿PRETEXT分期的预测价值。结果：纳入60例HB患儿，完全上皮型完和混合性上皮间叶型各30例。两组HB患儿出生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混合型HB肿瘤内出血、瘤体钙化以及肝周积液比例高于完全型HB（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肿瘤内出血，瘤体钙化以及肝周积液对判断HB患儿的病理学类型具有一定的价值（OR=1.10、3.81、1.07，P<0.05）。Ⅲ~Ⅳ期HB患儿的平扫CT值[（46.95±5.28）HU]、动脉期和延迟期的增强扫描CT值[（98.04±21.91）HU、（92.64±14.33）HU]、ADC[（1.22±0.15）×10^-3 mm²/s]高于Ⅰ~Ⅱ期（P<0.05），静脉期增强扫描CT值（94.12±20.28）HU低于Ⅰ~Ⅱ期（P<0.05）。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平扫CT值、动脉期增强扫描CT值和ADC高是PERTEXT分期的独立影响因素（OR=1.14、1.04、15.97，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3项联合检测对于PRETEXT分期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890，高于单独预测的0.663、0.718和0.791（P<0.05）。结论：CT和MRI多模态成像技术通过量化参数（平扫CT值、动脉期CT值、ADC）与形态特征（钙化、出血、肝周积液）的联合分析，可精准预测HB的病理学分型及PRETEXT分期，为患儿术前化疗方案选择、手术范围规划及预后评估提供关键依据，具有较好的临床转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