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 mapping技术是一种定量磁共振成像技术，随着该技术的发展，实现T1 mapping技术的方法不断更新，从传统的T1 mapping技术到一次扫描即可获得多个参数的合成磁共振成像，每种方法也各有其优缺点。目前，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头颈、胸部、乳腺、肝脏、宫颈及直肠等部位肿瘤性病变的研究中。本文主要就T1 mapping技术在各系统肿瘤性病变的诊断、鉴别诊断及预后评估等方面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 探索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ultiparametr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pMRI）影像组学结合机器学习模型预测乳腺癌前哨淋巴结（sentinel lymph node，SLN）转移的潜在价值。方法： 回顾并分析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乳腺癌患者影像学及临床资料，并按7∶3分为训练组和验证组。基于T2加权成像（T2-weighted imaging，T2WI）、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动态对比增强MRI（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DCE-MRI）第2期，提取肿瘤整体感兴趣区（ROI_Whole）以及亚区（ROI_Sub）的影像组学特征，结合临床、病理学及影像学特征，构建多个机器学习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决策曲线分析法（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及校准曲线评价不同机器学习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 纳入193例乳腺癌患者，其中80例为SLN转移阳性，113例为SLN转移阴性，对患者的临床、影像学及病理学资料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筛选出与乳腺癌SLN转移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最后分析得出，瘤周水肿和淋巴管血管侵犯（lymphovascular invasion，LVI）在SLN阳性组与阴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LVI为独立预测因子（P<0.05）。采用T2WI、ADC、ROI-Whole、ROI-Sub影像组学特征及LVI构建的多层感知机（multi-layer perceptron，MLP）模型效能最佳，在训练集中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947，在验证集中AUC为0.932。结论： 基于乳腺mpMRI的影像组学模型在术前能够有效预测乳腺癌SLN转移。

目的： 探讨双能量计算机体层成像（dual-energy computed tomography，DECT）定量参数在腮腺肿瘤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并分析2023年3月—2024年7月就诊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的腮腺肿瘤患者的影像学资料。测量增强后虚拟平扫CT值（virtual non-contrast CT value，VNC）、碘浓度（iodine concentration，IC）、标准化碘浓度（normalized iodine concentration，NIC）、有效原子序数（effective atomic number，Z_eff）、电子云密度（electron density，Rho）、40~100 keV的虚拟单能CT值（间隔20个单位）及能谱曲线斜率（slope of spectral curve，K）。比较良恶性腮腺肿瘤间、不同病理学类型肿瘤两两之间的定量参数差异。采用单、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各组间的独立预测因子，并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价定量参数的诊断效能。结果： 共纳入71例患者，其中良性腮腺肿瘤58例，包括33例33枚多形性腺瘤，25例26枚Warthin瘤；恶性腮腺肿瘤13例。良性与恶性肿瘤组之间，各参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较于Warthin瘤，多形性腺瘤具有显著更低的K（0.87±0.50）、VNC（27.28 HU±8.03 HU）、IC（1.00 mg/mL±0.08 mg/mL）、NIC（11.32%±5.64%）、Z_eff（7.91±0.31）、Rho（33.27±5.99）及40~100 keV单能CT值（分别为91.39 HU±36.05 HU、57.81±17.48 HU、44.96 HU±10.95 HU、39.31 HU±8.50HU）（均P<0.05），其中Rho是鉴别两者的独立预测因子，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978。恶性肿瘤组的VNC（37.17 HU±9.86 HU）、Rho（42.89±6.64）及100 keV单能CT值（50.34 HU±7.33 HU）显著高于多形性腺瘤组（P<0.05），Rho是鉴别两者的独立预测因子，AUC为0.858。相较于Warthin瘤，恶性肿瘤有着显著更低的K（1.00±0.58）、IC（1.05 mg/mL±0.18 mg/mL）、NIC（13.00%±9.98%）、Z_eff（7.89±0.34）及40~100 keV单能CT值（分别为110.46 HU±39.64 HU、71.71 HU±17.85 HU、56.87 HU±10.14 HU、50.34 HU±7.33 HU）（均P<0.05），其中100 keV单能CT值是鉴别两者的独立预测因子，AUC为0.852。结论： DECT可为腮腺肿瘤的鉴别诊断提供可靠的定量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筛选与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carcinoma of the thyroid，PTC）颈中央区淋巴结转移（central lymph node metastasis，CLNM）相关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以指导PTC患者的手术决策。方法： 回顾并分析南京鼓楼医院1 125例接受甲状腺手术的PTC患者临床特征、超声特征和基因信息，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CLNM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模型。使用校正曲线、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和决策曲线评估该预测模型的校准度、准确度和临床实用性。随后，收集483例在南京大学附属金陵医院接受甲状腺手术的PTC患者的相关资料，用于模型的外部验证。结果： 在1 125例PTC患者中，单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LNM阳性组与CLNM阴性组在性别、年龄、甲状腺球蛋白以及病灶超声特征（最大径、纵横比、边缘及微钙化）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确认患者性别、年龄以及病灶超声特征（最大径、边缘及微钙化）是CLNM的独立预测危险因素。基于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列线图模型，模型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在训练集中为0.768（95% CI 0.741~0.796），在验证集中为0.822（95% CI 0.784~0.859）。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和泛化能力，有望辅助临床医师为PTC患者制订个体化手术方案。

目的： 探讨术前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联合临床及病理学特征预测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手术切除后早期复发（early recurrence，ER）的效能。方法： 回顾并分析2019年10月—2021年11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次接受HCC手术切除术的患者资料。所有患者术前均接受常规超声及CEUS检查且术后病理学检查确诊为HCC。根据术后2年内是否复发分为ER组和无ER组。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不同分组的临床资料、常规超声特征、CEUS参数和病理学特征的差异。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独立危险因素。随后，按照7∶3随机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以构建CEUS-临床-病理联合风险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量化该模型的预测效能。最后将风险预测模型转化为列线图并验证其应用价值。结果： 共纳入136例患者。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甲胎蛋白、包膜、廓清时间、开始廓清时期、分化程度、微血管浸润、肝硬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中廓清时间、微血管浸润是HCC手术切除术后患者ER的独立危险因素。CEUS-临床-病理联合风险预测模型训练集AUC为0.858；验证集ROC曲线的AUC为0.903，灵敏度为94.1%，特异度为57.1%，约登指数0.878。列线图预测模型在内部验证中表现出良好的校准度。结论： CEUS-临床-病理联合模型有助于临床监测HCC手术切除后高危人群ER风险，从而及时干预以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 探讨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在经皮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穿刺活检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并分析超声怀疑ICC并进行超声引导下经皮肝穿刺活检的患者，其中穿刺活检前行CEUS检查为CEUS组，未进行CEUS检查为对照组。比较两组超声图像特点、穿刺成功率以及并发症等方面的差异，分析CEUS对经皮ICC穿刺活检的应用价值。结果： 共纳入141例患者，其中CEUS组94例，对照组47例。CEUS组病灶内部坏死的显示率为22.3%（21/94），高于对照组的4.3%（2/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6）。CEUS组穿刺活检成功率为94.7%（89/94），高于对照组的83.0%（39/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尤其对于3~5 cm病灶，CEUS组穿刺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95.5% vs 58.3%，P=0.014）。并发症情况比较，两组发生率分别为2.1%（2/94）与2.1%（1/47），均无严重并发症发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1.000）。结论： 经皮ICC穿刺前行CEUS检查安全有效，可对病灶内部结构进行有效评估，区分活性肿瘤组织与坏死区域，并可显著提高穿刺活检成功率，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目的： 评估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LI-RADS）分类中的LR-M标准鉴别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与低分化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诊断效能。方法： 回顾并分析2019年1月—2023年12月经病理学检查确诊的ICC患者和低分化HCC患者，所有患者均在治疗前接受了CEUS检查。对比两组患者的常规超声特征、CEUS特征及CEUS LI-RADS分类。根据病灶最大直径分为≤5 cm、5~10 cm及>10 cm 3个亚组，进行CEUS LI-RADS中LR-M类别诊断效能的亚组分析。CEUS LI-RADS类别根据2017版CEUS LI-RADS进行分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LR-M的诊断性能。结果： 共纳入50例ICC和50例低分化HCC患者。24例（48.0%）ICC患者和10例（20.0%）低分化HCC患者病灶位于左肝（P=0.003）。23例（46.0%）ICC患者和1例（2.0%）低分化HCC患者出现胆管扩张或胆管结石（P<0.001）。31例（62.0%）ICC患者和1例（2.0%）低分化HCC患者病灶在动脉期呈现出典型的边缘性、不规则环状增强型（P<0.001）。34例（68.0%）ICC患者和3例（6.0%）低分化HCC患者在门脉期或延迟期出现显著廓清（P<0.001）。ICC和低分化HCC平均廓清时间分别为34.45 s和74.08 s（P<0.001）。LR-M的总体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0.730、94.00%及52.00%，在≤5 cm、5~10 cm及>10 cm ³个亚组中AUC分别为0.746、0.667及0.833。结论： LR-M分类在识别ICC方面具有高灵敏度，但其特异度有待提升。当病灶大小>10 cm时，LR-M分类准确度显著增加。当病灶大小≤5 cm或>10 cm时，LR-M鉴别ICC和低分化HCC的特异度显著提升。

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是一种侵袭性强、患者预后较差的肝脏恶性肿瘤，早期诊断对改善患者生存至关重要。常规超声对其诊断价值有限，临床上主要依赖对比增强计算机体层成像（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CECT）或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contrast-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CEMRI）进行诊断。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作为一种实时、无创、简便的影像学技术，在肝脏局灶性病变（focal liver lesion，FLL）的诊断中展现出重要价值。本文系统性回顾CEUS在ICC诊断中的应用现状，重点梳理其发展历程中的争议与最新进展。由于ICC与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在CEUS表现上存在重叠特征，CEUS的诊断能力曾受到质疑，一度被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AASLD）从HCC诊断工具中移除。此后，学术界围绕CEUS在ICC与HCC鉴别诊断中的价值展开了广泛讨论。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通过优化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LI-RADS）标准、结合动态定量分析以及影像组学和人工智能技术，CEUS在ICC诊断中的准确度和特异度显著提升。随着更多高质量研究的开展，CEUS有望在ICC的早期诊断、分型及疗效监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是肝脏第二大原发恶性肿瘤，占10%~20%，其早期诊断困难，预后较差。ICC的隐匿性临床表现和影像学异质性导致多数患者确诊时已进展至晚期，错失手术根治机会。传统影像学如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虽在检出病灶和评估转移方面具有优势，但仍存在局限性。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凭借实时动态观察、无辐射、高时空分辨率和可重复性等特性，成为ICC诊断的有效影像学方法。ICC在CEUS中典型表现为动脉相环状高增强（arterial phase hyperenhancement，APHE）或非环状APHE，随后门脉相早期消退（60 s内）及延迟相显著低增强（“黑洞征”）。相比之下，HCC多表现为非环状APHE伴门脉相等增强和延迟相轻度消退，两者消退时间与程度的差异成为鉴别关键。2017版CEUS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LI-RADS）将具备环状APHE、早期消退或显著消退特征的病灶归类为LR-M（提示非HCC恶性肿瘤），有效降低了ICC误诊为HCC的风险。此外，新型库普弗细胞特异性造影剂全氟丁烷（Perfluorobutane）的应用显著延长了造影时间，其库普弗相低增强特征对ICC的灵敏度高达100.0%，为肝硬化背景下的病灶检出提供了新的手段。CEUS与CT/MRI在ICC诊断中呈现互补性，多模态联合可提升诊断准确度，为疑难患者提供可靠方案。当前CEUS LI-RADS标准仍需解决LR-M分类中HCC与ICC的精准区分问题，尤其是在不同肝病背景（如肝硬化与非肝硬化）和肿瘤大小下的诊断阈值调整。全氟丁烷库普弗相的临床应用潜力需更大样本验证，其消退时间与肝背景的相关性亦待探索。

本文综述了2024年中国肝病超声临床研究的最新进展，内容涵盖肝脏局灶性病变的精准诊断、肝细胞癌生物学特性预测、疗效与预后评估、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定量诊断以及介入超声治疗等多个领域。在肝肿瘤诊断方面，超声造影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拓展，其诊断效能显著提升。人工智能与多模态数据整合在肝癌生物学特性预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提高预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超声技术结合多模态模型在肝肿瘤疗效及预后评估中展现出显著优势。此外，超声脂肪定量技术在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诊断中取得重要突破，实现了从单中心到多中心验证的跨越。在肝脏介入超声研究中，不可逆电穿孔技术及人工智能辅助导航系统的应用显著提升了介入治疗的精准性和安全性。总体而言，2024年中国在肝病超声研究领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及多模态数据整合的应用，显著提升了肝病诊断与治疗评估的准确度和效率。研究在多中心验证和精准医学方向取得显著进展，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策略。

乳腺癌在分子水平上呈现高度异质性，乳腺癌分子分型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和患者预后评估至关重要。超声技术作为无创、便捷的诊断方法在乳腺癌筛查和诊断中具有重要地位。目前，常规二维超声、彩色多普勒超声、弹性成像以及超声造影等技术已显示出在乳腺癌分子分型诊断中的应用潜力。通过分析肿块的形态、边界特性、血流信号、组织硬度及微血管分布等超声特征，结合人工智能模型，有望提高乳腺癌分子亚型的无创、精准的诊断能力。本文就超声技术在判断乳腺癌分子分型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 比较¹⁸F-氟代脱氧葡萄糖（fluorodeoxyglucose，FDG）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⁶⁸Ga-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抑制剂（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inhibitor，FAPI）PET/CT在不同类型淋巴瘤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并分析2020年11月—2022年10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于1周内行¹⁸F-FDG和⁶⁸Ga-FAPI PET/CT的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病理学及影像学资料，比较两种显像剂对病灶的检出率，同时比较两组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 uptake value，SUV_max）、肿瘤与肌肉本底比值（target-to-background ratio，TBR）及肿瘤与肝脏本底比值（target-to-liver ratio，TLR）的差异。结果： 纳入28例经病理学检查确诊的淋巴瘤患者，共计197个淋巴瘤病灶（其中淋巴结病灶167个、结外病灶30个），¹⁸F-FDG PET/CT检出191个病灶（其中淋巴结病灶161个、结外病灶30个），而⁶⁸Ga-FAPI PET/CT检出病灶98个（其中淋巴结病灶74个、结外病灶24个），¹⁸F-FDG PET/CT的病灶检出率明显高于⁶⁸Ga-FAPI PET/CT；但对于胃肠道浸润，¹⁸F-FDG PET/CT具有更高的假阳性。所有淋巴瘤患者SUV_max-FDG>SUV_max-FAPI，TBR-FDG>TBR-FAP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4.4 vs 6.5，13.3 vs 3.4，P<0.05）。但其中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HL）的¹⁸F-FDG PET/CT和⁶⁸Ga-FAPI PET/CT的SUV_max及TBR为12.3 vs 6.5及11.6 vs 5.1（均P>0.05）；惰性淋巴瘤的SUV_max及TBR为10.2 vs 10.9及21.4 vs 5.1（均P>0.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所有淋巴瘤患者两种检查的TLR差异均未见明显统计学意义（5.2 vs 5.2，P>0.05）。结论： ¹⁸F-FDG PET/CT对淋巴瘤的诊断价值优于⁶⁸Ga-FAPI PET/CT，但是对于HL及惰性淋巴瘤，两者间代谢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¹⁸F-FDG PET/CT的优势不明显；⁶⁸Ga-FAPI PET/CT对于胃肠道浸润具有更高的诊断准确度。

目的： 基于多参数序列探讨儿童脑干弥漫性高级别胶质瘤临床及影像学特征，以提高对该病的全面认识。方法： 回顾并分析2022年1月—2024年1月就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并经病理学检查证实的儿童脑干弥漫性高级别胶质瘤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结果： 共45例儿童脑干弥漫性高级别胶质瘤[男性19例，女性26例，年龄（6.48±2.34）岁]纳入本研究，其中4.4%（2/45）出现脑脊液播散，余脑干局限或附近浸润性生长。45例行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平扫+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平扫/增强扫描+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基础扫描，6例同时行CT灌注成像（CT perfusion imaging，CTP）扫描，8例同时行磁共振波谱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扫描，7例同时行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扫描，2例同时行磁敏感加权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扫描。45例均内生性膨胀生长，其中36例双侧均匀膨胀生长，9例偏侧膨胀生长（7例生长过程中越过中线，2例单侧头尾端弥漫生长）；28.9%（13/45）局限脑桥生长，2.2%（1/45）局限延髓生长，68.9%（31/45）向头尾端（中脑/丘脑/延髓，21/31，67.7%）和向侧方（桥臂/小脑，10/31，32.3%）生长，26.7%（12/45）进展为外生性（其中11例包裹基底动脉，11/12，91.7%）。CT平扫序列显示脑干区域低密度增粗影，密度低于正常脑干（P<0.001）。CT灌注序列扫描显示83.3%（5/6）患者的肿瘤区域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CBF）降低（1例显示肿瘤中心区域明显低于平均水平），1例升高；双侧大脑半球灌注异常，达峰时间延迟，以侧脑室周围为主。MRI结构序列显示肿瘤实性成分T1加权成像（T1-weighted imaging，T1WI）8.9%（4/45）呈等信号、11.1%（5/45）呈低信号，80.0%呈混杂信号（36/45），T2-液体抑制反转恢复（fluid-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FLAIR）序列呈稍高-高信号，T1WI增强后模式呈多样性改变，6例不强化，余不同程度轻-中度强化，28.2%（11/39）表现为局部环形强化、38.5%（15/39）表现为局部结节状强化、10.3%（4/39）表现为斑片状强化、23.1%（9/39）表现为砂砾样强化、7.7%（3/39）表现为混合模式强化，部分T1WI增强不明显患者T2-FLAIR增强序列对比度更好。MRI功能序列中，MRS示Cho峰不同程度升高，NAA峰不同程度降低，1例出现Lac峰明显倒置；DTI扫描显示病灶区神经纤维束被肿瘤推移至周边，其中5例出现纤维束部分中断，1例仅出现纤维束受压推挤。SWI相位图上可见局部呈低信号，提示瘤内微出血。结论： 儿童脑干弥漫性高级别胶质瘤常规CT表现低密度脑干增粗，量化有助于早期发现，防止漏诊；生长发生以弥漫内生性脑桥发生为主，并多数沿神经纤维束方向浸润生长至其他脑区，推移或破坏附近纤维束；强化模式多样，多表现为局部散在轻-中度强化；内部可有囊变影像信号，可能与局部灌注降低坏死、微出血后吸收等原因有关。

目的： 通过光谱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图像评估乳腺癌骨转移病灶的大小和内部变化，探讨这些多参数对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的预测价值，克服常规CT和现有标准在骨转移灶评估中的局限性。方法： 回顾并分析2019年6月—2022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乳腺癌伴骨转移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两次光谱CT增强检查，并在静脉期图像上记录骨转移灶的大小指标：长径、短径、长短径之和、感兴趣区面积；骨转移灶内部指标：常规图像（骨窗）CT值（CT value，CTv）、单能级图像CT值（CT_{40 keV}、CT_{80 keV}、CT_{120 keV}）、钙抑制（calcium-suppressed，CaSupp）图像CT值（CT_CaSupp30、CT_CaSupp50、CT_CaSupp70、CT_CaSupp90）。对患者所有测量的骨转移目标病灶的每项指标分别求和，然后计算每项指标的变化率和月变化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合逐步回归法，确定PFS的独立风险因素。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模型构建，采用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评估其预测性能。采用DeLong检验比较AUC。采用X-tile方法确定阈值，以阈值为界分为高、低风险组。Kaplan-Meier（KM）生存曲线和log-rank检验分析组间预后差异。结果： 共纳入30例乳腺癌伴骨转移患者，患者骨转移灶的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和CT_CaSupp70月变化率是乳腺癌骨转移患者PFS的有效预测指标。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0.39%和CT_CaSupp70月变化率>-9.75%的患者PFS显著延长。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模型、CT_CaSupp70月变化率模型、联合模型（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CT_CaSupp70月变化率）和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MDA）骨转移疗效评估标准（简称“MDA标准”）预测1年PFS的AUC分别为0.751、0.702、0.827、0.600。联合模型的预测性能显著优于MDA标准（P=0.003）。高风险组在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模型、CT_CaSupp70月变化率模型以及联合模型中的PFS显著低于低风险组（P<0.05）。相比之下，MDA标准在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之间的PFS生存曲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1）。结论： 骨转移灶长短径之和月变化率和CT_CaSupp70月变化率是乳腺癌骨转移患者预后的有效预测指标，联合应用能提高预测性能。

目的： 探讨利用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评分法对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BI-RADS）4类再调整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并分析2021年5月—2024年4月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及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经术后病理学检查或穿刺活检确诊的乳腺结节患者资料。所有结节均经常规超声检查并提示为BI-RADS 4类，所有结节均进行CEUS检查并赋值评分，根据评分结果再调整BI-RADS分类，比较调整前后的诊断效能。另将乳腺结节按最大径分为3组，评估不同大小结节CEUS赋值评分后的诊断效能。结果： 共纳入105例患者，共计109个结节，其中良性结节59个，恶性结节50个。BI-RADS 4b及以上考虑为恶性，结合CEUS评分法后诊断的灵敏度和准确度（94.00%和92.66%）明显高于常规超声（52.00%和75.23%，P<0.05），调整后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95，明显高于常规超声（0.76）。结合CEUS评分法后3组不同大小乳腺结节诊断的灵敏度均有显著提高（P<0.05），诊断的准确度均提高至90%以上，尤其是≥2 cm组结节诊断准确度提高最明显（65.38% vs 96.15%，P<0.05）。结论： CEUS评分法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有助于BI-RADS 4类结节的再调整，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比较声触诊弹性成像（sound touch elastography，STE）和应变弹性成像（strain elastography，SE）定性及定量参数对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BI-RADS）4类乳腺病灶良恶性的鉴别诊断价值，并探讨其参数与BI-RADS 4类乳腺恶性病灶中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表达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22年11月—2023年9月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检查且诊断为BI-RADS 4类乳腺病灶患者的临床病理学资料，获取STE与SE定量、定性参数[STE弹性最大值（E_max）、STE定性评分值、SE应变比（strain ratio，SR）及SE定性评分值]，比较两种超声弹性技术参数鉴别BI-RADS 4类乳腺病灶良恶性的价值以及与BI-RADS 4类乳腺恶性病灶HER2表达的相关性。结果： 共纳入106例患者，共106个病灶。BI-RADS 4类乳腺良性与恶性病灶的E_max、STE评分、SR和SE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病理学检查结果相比较，E_max、STE评分、SR、SE评分根据截断值诊断BI-RADS 4类乳腺病灶良恶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_max、STE评分、SR的诊断效能与“金标准”相比一致性一般（Kappa=0.436，0.420，0.502），SE评分的诊断效能与“金标准”相比一致性较强（Kappa=0.626），SE评分（AUC=0.883）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均高于E_max（AUC=0.743）、STE评分（AUC=0.756）、SR（AUC=0.783）诊断，具有最大的诊断效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BI-RADS 4类乳腺恶性病灶中，E_max与SE评分在HER2阳性表达与阴性表达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_max、SE评分与HER2阳性表达呈正相关（r=0.458、0.356）。E_max与SE评分诊断HER2阳性表达的最佳截断值为123.75 kPa和4分，灵敏度为81.2%和62.5%，特异度为60.5%和68.4%，AUC为0.766和0.689。结论： STE与SE技术在应用于鉴别BI-RADS 4类乳腺病灶时，SE评分的诊断效能较高；E_max、SE评分与HER2阳性表达均呈正相关，E_max与SE评分鉴别BI-RADS 4类乳腺恶性病灶HER2阳性表达具有重要价值。

目的： 应用超声血流向量成像（vector flow mapping，VFM）技术及二维斑点追踪分层应变技术（layer-specific two-dimensional speckle tracking imaging，LS2D-STI）评估乳腺癌患者蒽环类药物化疗后左心室功能损伤。方法： 回顾并分析2017年1月—2017年6月就诊于四川省人民医院接受TEC方案（多西他赛75 mg/m²、表柔比星90 mg/m²、环磷酰胺500 mg/m²）化疗乳腺癌患者的常规心脏超声参数、VFM和LS2D-STI参数。采用自身对照设计，于化疗前及每次化疗后48 h内对患者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共7次，分别记为T0、T1、T2、T3、T4、T5、T6），收集常规超声心动图参数；左心室心肌应变参数：左心室心内膜下心肌整体纵向应变（endocardial myocardial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endo）、中层心肌整体纵向应变（mid-myocardial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mid）、心外膜下心肌整体纵向应变（epicardial myocardial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epi）；左心室整体能量损耗（energy loss，EL），包括舒张早期能量损耗（early diastolic energy loss，EDC_EL）、舒张晚期能量损耗（late diastolic energy loss，LDC_EL）、等容舒张期能量损耗（isovolumic contraction energy loss，IVC_EL）、快速射血期能量损耗（rapid ejection period energy loss，REP_EL）和左心室整体循环强度（circulation，CIR），包括舒张早期循环强度（early diastolic circulation，EDC_CIR）、舒张晚期能量损耗（late diastolic circulation，LDC_CIR）、等容舒张期循环强度（isovolumic contraction circulation，IVC_CIR）、快速射血期循环强度（rapid ejection period circulation，REP_CIR）的数据，进行自身对照相关参数分析。结果： ① 随化疗次数增加，T1~T6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较T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二尖瓣口舒张早期峰值血流速度/二尖瓣环舒张早期峰值速度（E/e’）从T1开始逐渐升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0：5.64；T6：8.76，P<0.05）；② GLSendo、GLSmid、GLSepi在各时间点较T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T6时的应变较基线均有所降低。③ 各时相EL整体呈下降趋势，CIR呈上升趋势，其中，T2~T6的LDC_EL显著低于T0，而T2、T4、T6的LDC_CIR高于T0；EDC_EL、IVC_EL在T5、T6显著降低，REP_EL在T5、T6显著低于基线（P<0.05）。LDC时相指标变化早于其他时相。EL、CIR变化晚于E/e’。结论： 超声VFM及LS2D-STI有助于蒽环类化疗乳腺癌患者心脏毒性的全面评估，其中E/e’结合EL和CIR对于评估左心室舒张功能变化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临床价值。

目的： 表柔比星（epirubicin，Epb）是治疗恶性肿瘤的有效药物，但具有心脏毒性。本研究旨在应用斑点追踪成像技术评估黄芪甲苷（astragaloside Ⅳ，AS-Ⅳ）对Epb诱导大鼠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方法： 将32只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Epb模型组、低剂量AS-Ⅳ组和高剂量AS-Ⅳ组，每组8只。所有大鼠于治疗前及治疗后2周、4周、6周行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TTE）监测，获取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及左心室整体纵向应变（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参数。于第6周处死大鼠，取血清检测CK-MB、LDH及IL-17，心脏取材行Masson染色。结果： 组别主效应、时间主效应及两者交互效应对LVEF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别主效应、时间主效应对GLS值的影响均具有高度显著性[F组别（3，21）=11.014 2，P<0.000 1，F时间（3，21）=7.215 4，P=0.001 7]，两者交互效应接近显著[F交互（9，63）=1.876 1，P=0.072 0]；各组大鼠血清学指标CK-MB、LD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L-17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pb模型组IL-17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低剂量及高剂量AS-Ⅳ组IL-17水平相仿，较Epb模型组显著降低（P<0.05）；各组心脏重量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纤维化面积百分比具有显著组间差异，纤维化程度由轻到重依次为正常对照组、高剂量治疗组、低剂量治疗组及Epb模型组（P<0.000 1）。结论： AS-Ⅳ可能通过抑制炎症减轻心肌纤维化，改善Epb相关的心肌损伤。GLS能较LVEF更为敏感准确地识别亚临床心肌损伤。

恶性肿瘤患者在接受治疗如放射治疗、化学治疗期间，会引起治疗相关心脏毒性，通常难以早期识别和诊断。核医学分子影像可直接在细胞或分子层面揭示其病理生理学过程，实现对恶性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的可视化评估。本文从心肌代谢、炎症、神经损伤、纤维化等层面，对核医学分子影像在恶性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诊断中的价值进行述评，旨在进一步了解其演变过程并提高早期诊断能力。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日益增加，为患者带来了显著的生存获益。然而，ICI引起致命性的心肌炎成为临床中的新挑战。影像学检查由于其无创和低风险的特性，在评估ICI相关心肌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围绕影像学检查在ICI相关心肌炎评估中的进展进行述评。

在当今医学领域中，肿瘤发病率日益上升，而肿瘤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cancer therapy-related cardiovascular toxicity，CTR-CVT）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议题，其对患者预后影响重大。随着肿瘤治疗手段的日益多样化与复杂化，诸如化疗、放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等，在为患者带来抗肿瘤希望的同时，也埋下了心血管毒性的隐患，影响治疗成效与患者的生存质量。鉴于此，对CTR-CVT进行准确且全面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临床、心电图、影像、生物标志物等多维度评估心血管毒性，旨在为临床提供精准、实用的评估策略，以平衡肿瘤治疗效果与心脏安全性，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和优化长期结局，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中国超声心动图学会组织专家编写了《无创性影像学技术评估肿瘤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的临床应用指南（2023版）》，指南指出肿瘤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cancer therapy-related cardiovascular toxicity，CTR-CVT）已成为肿瘤幸存者主要的死亡威胁之一，而无创影像学检查在CTR-CVT的临床风险分层、早期诊治、监测和随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针对该指南中提出的常见CTR-CVT的无创性影像学检查方法和监测策略进行解读，为CTR-CVT的临床管理工作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指导。